日期：2011-1-21 11:05:00
　　第一章 扬州事变的前前后后
　　1、伪法家体系的崩溃
　　公元618年3月10日这天夜里，隋王朝扬州城突然发生了一场数万骁果武士（隋王朝最为精锐的部队）集体参与的兵变。由于叛军蓄谋已久，且人多势众，隋炀帝杨广连对方主谋是谁都没摸清，就稀里糊涂的沦为了阶下之囚。
　　崇尚权谋的中国文化历来盛产野心家。因此，中国历史从不缺乏政变的故事。但考虑到这事儿风险确实挺高，叛乱者一般都倾向于采用手术刀式的精准打击：即用一支小而精锐的部队，偷偷摸摸的一下子控制宫廷核心，然后再宣布政变成功。而隋王朝扬州这次事件则彻底颠覆了大家对于通常政变的印象：几万人同时造反，逾十万人静坐围观，拼死保护皇帝的军队反而成了少数。看这情形，不像是在叛乱，倒像是在为国除奸。已是孤家寡人的杨广焉能不败？

　　可惜，曾经贵为天下雄主，发誓要超越秦皇汉武的隋炀帝竟落到如此田地！曾经被誉为天下第一铁军，纪律森严的骁果武士竟然群体哗变！
　　隋王朝到底怎么了？
　　要追究事情的根源，还得从杨广本人说起。
　　杨广这人其实挺有志向，一直梦想能够成为秦皇汉武那样的伟大领导。公元604年，年仅35岁的他从隋文帝杨坚那里继承了帝位，当上了隋王朝的第二任皇帝。
　　于管理上，杨广完全在模仿父亲杨坚的模式：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思想并不等同于今天所讲的法治思想。
　　法治的精髓是公平，其目的是为了在多方利益中寻求平衡。英语里面有个词叫“Justice”，代表“正义”、“公理”、“司法”，而这个词是从“Just”（即“刚好”）演变而来的。西方法治思想的精髓就是“刚好”：犯了多大错误，付出多大代价，错误与代价要能够象天平的两端一样保持平衡。

　　但法家决不会满足于“刚好”。法家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在多方利益中寻求平衡，而是自上而下的绝对控制。为了达到控制的目的，法家常不惜夸张的提升违法成本，以逼迫人们不得不遵纪守法。
　　如春秋时最有名的法家先驱——商鞅在变法时，曾列出一条骇人听闻的规定：一家有罪，十家连坐。如果用现代语言来讲，就是一户人家的某个人犯了法，整个单元的人都会被抓起来。这显然有悖于“公平”的常识。
　　从某种程度上讲，法家思想是反人性的，至少是偏激的。在任何一个地方要从无到有的推行它，必会遭到被管理者的本能抵制。因此，如果要让法家式管理能够坚持下来，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领导条件：必须要有一位高度自律的最高领导，以带头遵守严刑峻法，然后再自上而下的推行。二是有利条件：人们能够从遵守严刑峻法中看到好处，并认可这种好处。缺了任何一个条件，法家管理或许能搞一段时间，但一定不能长久。

　　例如商鞅变法，最初能够强制推行的原因是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领导条件），把太子的老师给办了。后来能够坚持下来的原因，是因为秦国确实因此而强盛起来（有利条件）。
　　隋朝开国皇帝——隋文帝杨坚便是法家思想的推崇者。隋书说他“无宽仁之度，有刻薄之资”，可见他是个不怎么好说话的角色。
　　其实，杨坚是个高度自律的人。他知道国家连年战乱，资源耗费很多，急需要提倡节俭。所以他就从自己做起：无论吃穿用度，都力求节俭。皇帝一带头，下面的官员自然就不敢再铺张。但老爷子仍不放心，还经常干一些钓鱼执法的勾当：偷偷派人向一些官员送礼物，以试探对方贪不贪。如果对方接受礼物，就直接斩首。够狠吧？
　　不过，杨坚的严刑峻法主要还是针对官员。对普通百姓，他是主张“轻刑罚”的。
　　就这么苦了二十多年，杨坚终于用辛勤的工作换得一个仓廪实，法令行，百姓安居乐业的大好河山。
　　主上严格自律，且严刑峻法能够带来国家富强，这是杨坚王朝的法家式管理得到长期执行的根源。

　　杨广的性格跟杨坚有些象，也是刻薄有余，宽仁不足。因此，他便顺理成章的继承了父亲法家式管理的传统。他有一条著名的规定：凡是有盗窃以上的罪行，不管罪行轻重，不必上奏，一律斩首。这已经足够称为严刑峻法了。
　　但是，杨广跟他父亲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完全不知道自律，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
　　他一上台，就打破了杨坚节俭的传统，各地修建行宫，大讲排场。每当外出游玩时，都要各地官员纳贡孝敬。礼物好的升官发财，礼物差的获罪入狱。这实际上是在鼓励官员们腐败。
　　杨广又比较好大喜功，不仅修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大运河，而且四处征战，仅高丽国就打了三次。即便是父亲杨坚通过多年勤俭，留下了大量的资源积蓄。但也实在经不起杨广这样连续十几年大手笔的折腾。更何况，杨广奢靡的生活和各地官员的腐败，又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的耗费。
　　在杨广的盲目扩张过程中，不是没有大臣反对过。例如老臣高颎就曾对杨广的西线扩张策略提出过不同意见。而另一位老臣苏威则想竭力阻止杨广去攻打东线的高丽。无论是高颎还是苏威，都是横跨杨坚、杨广两朝，拥有极高威望的元老重臣。面对劝谏，杨广倒记起了法家思想中“赏从贱，罚从贵”的典故，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高颎、贬了苏威。其他人一看，连高颎、苏威这样大臣都被干掉了，谁还敢多言？

　　杨广很迷信严刑峻法的威力。但是他的严刑峻法跟法家思想有着本质不同。
　　法家的严刑峻法建立在理性的集团利益基础之上。由于是理性的，所以大家都比较好理解，执行也就具有可行性。例如杨坚惩罚贪污分子，手段固然非常暴虐。但从理性的角度讲，大家也都知道贪污腐败不对，再加上杨坚自己也很节俭。因此，众人也就没什么其他话说。
　　而杨广的严刑峻法则是建立在感性的个人好恶基础之上。例如，不管意见对错，只要反对我就重罚。孝敬的礼物不好也要重罚。由于是感性的，自然心情好时这样，心情不好时又那样，变来变去，难以捉摸，下面人必然无所适从。所以“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大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受赏受罚，还怎么去遵纪守法？
　　因此，不要看杨广的手段非常暴虐，但却并不是真正的法家管理，而是伪法家管理。他对父亲管理模式的拷贝，是只得其形，不得其神。
　　在杨广即位初期，由于杨坚留下的基础还在，所以隋王朝还有一定的执行力。但到杨广在位中后期，由于政废纲驰，隋王朝的执行力已大不如前。以至于三征高丽，最多时动用百万之众，也楞没把一个弹丸小国打下来。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反贼”越来越多。
　　由于多年征战，国力几乎耗空，连老百姓的口粮也都被官家收去充作军粮了。年老体弱者，就只能坐在家里饿死。年轻力壮者，则被强拉去服兵役。不去的，就地问斩。去的，多半也会死在战场。

　　公元611年（即位第7年），一位叫王薄的山大王，为了动员穷途末路的平民上山，还专门编了一首歌，叫《无向辽东浪死歌》。辽东，指的就是高丽。浪死，就是客死他乡。“无向辽东浪死”就是不要去高丽做一个游魂野鬼。其歌词如下：“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