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渊本人还算冷静，知道他当时宣扬的仍是隋朝旗帜（以清除贪官为名，行谋反之实），不能把弯拐的太大（自己称帝），便立代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封为唐王、大丞相，并开了一个独立的班子——大丞相府，以皇宫之内的武德殿为办公场所，总理一切军国要务。杨侑完全被架空，唯一的工作就是祭祀时出来露个脸。
　　在李渊集团，主要功臣也各自获得封赏：长子李建成被立为世子。第二子李世民由敦煌郡公改封为秦国公，任京兆尹，执掌长安一带的安防要务。第四子李元吉由姑臧郡公（也是甘肃地名）改封为齐国公，负责老区根据地——太原一带的安防要务。裴寂与刘文静则分别担任了丞相府的秘书长（长史）和副秘书长（司马）。
　　李渊，再加上建成、世民、裴寂、刘文静，是大唐初期最为核心的五个人物（李元吉当时年仅十五岁，且一直留在太原没走过）。
　　这五个人中，李渊性格潇洒幽默、不拘小节，且特别能够屈己待人，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这在《旧唐书》、《起居注》中均有相似描述，没有争议。
　　而裴寂性格似乎属于谨慎小心型。在唐军攻打关中的过程中，裴寂向李渊提出的策略，也均是以规避风险为主要目的。例如唐军受困贾胡堡时，裴寂的建议是暂时不要往前打，回去看看再说。在与屈突通僵持时，裴寂的建议也是不能甩开屈突通不顾，否则容易腹背受敌。到后来，裴寂独自掌兵时，《旧唐书》更是讥讽其胆小怕事（寂性怯，无悍御之才）。

　　刘文静的性格则与裴寂相反：风流倜傥，胆量大得出奇。例如收买突厥以制衡刘武周，然后至太原基地于不顾，挥师直入关中。如此气度恢弘，奇思妙想的战略大布局，也只有他才能想出。但是，任何性格有其利，就必有其弊。刘文静胆量大了，自然就缺一些谨慎小心。他也曾上演过大意失荆州的悲剧。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性格最难琢磨的，还是李世民与李建成。前者被捧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后者则被贬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鬼。从常理讲，一个人越不像人（不管是像人还是像鬼），就越可能遭到了“艺术加工”。对于二人的性格，难免要从一些事例中做些揣测。
　　从《旧唐书》的点滴记录来看，大概李建成偏于温和型。因为李渊的嫔妃曾说过，李建成相比李世民的优势是“慈厚”（也难得她找到了这个理由）。反过来讲，恐怕李世民就没那么“慈厚”了。而李渊对这个结论是接受的。
　　李世民什么性格？《资治通鉴》中，唐初大臣陈叔达在与李渊的对白中这样描述他：李世民性格刚烈，如果加于惩罚，恐怕他会不胜忧愤（且性刚烈，若加挫抑，恐不胜忧愤）。
　　这段话很清楚的表明，李世民是个性情刚烈的人。这便是李渊与李世民性格最大不同之处：父亲温和，儿子刚烈。

　　如果实在要类比一下，李世民的性格很有点象《雍正王朝》中的雍正皇帝（注意，是电视剧中的艺术形象，未必是真实的雍正）。另外再说个有趣的现象，老版《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雍正王朝》中的雍正，《贞观长歌》中的李世民，均请了唐国强先生扮演。这三人有什么共同点？都是法家式管理思想的推崇者！除三人之外，唐国强先生还扮演了一个人，这个人其实也是法家思想的推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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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1-02-13　17:42:44
　　对于李世民性格的正面描写，《旧唐书》的说法是，他考虑问题很深，做决定时异常果断，很有魄力（太宗幼聪睿，玄鉴深远，临机果断，不拘小节，时人莫能测也）。
　　刘文静对李世民还有一句更高的评价，说他象曹操一样英明神武，象刘邦一样豁怀大度。“象曹操一样英明神武”说的是李世民自身业务能力强，这与《旧唐书*太宗本纪》中的记载基本吻合。“象刘邦一样豁怀大度”则指的是李世民的待人之道，这点则需要再探讨一下。
　　实际上，史书对李渊的性格描写也是豁怀大度。比如在挥师入关，当地豪杰前来投靠时，李渊能不惜身份，倾情相待，竟把所有人都搞的欢天喜地（三秦士庶至者日以千数，高祖礼之，咸过所望，人皆喜悦）！这种八面玲珑的人际交往功夫确实非同寻常。

　　比较起来，李世民的“豁怀大度”跟他父亲有些不同。李渊的风格主要是把自身姿态放低，然后投其所好的去取悦他人。否则，他也不可能把所有人都搞的很Happy。而李世民的风格，则更多的是基于原则的坦诚相待。例如有敌将投降时，李世民能够不避嫌疑的同对方一起吃住，一起打仗狩猎，直到让对方心悦诚服。即便是批评意见，只要说得在理，他一般也会虚心接受。但如果是遇到违背原则之事，李世民又会表现出不尽人情的一面。他就曾因为不想开后门而得罪过李渊身边的宠妃，以致为自己惹下天大的麻烦。

　　正因为李世民的“豁怀大度”有一定原则，他便不可能像李渊那么做到让所有人高兴。若说像刘邦，倒是李渊更像一些。
　　再来现代职业来类比一下，李渊拉关系、搞销售的能力无疑要强于李世民。但如果论管理，李世民则绝对可以带出一支纪律性、忠诚度与执行力都非常高的团队。
　　李渊当皇帝时，尽管也发布了一些律令，但因他天性宽和，对官员的约束也不是非常严格，所以经常出现有法不依的现象。李世民上台后，就曾痛批武德年间（李渊年号）政废纲驰的弊端，并归罪于当时的首席大臣裴寂（武德之时，政刑纰缪，官方弛紊，职公之由）。其实，裴寂不过是照着李渊的意思办事儿罢了。但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李世民与李渊管理理念的迥异。

　　贞观四年，李世民曾在与群臣的讨论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对于管理的理解。
　　当时，他问房玄龄、肖瑀等人：“隋文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
　　两人说：“隋文帝这人非常自律，勤勤恳恳。每次坐朝，差不多都是一整天。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叫过来议政。虽然他脾气不是很好，但好歹也算个励精图治的皇帝。”
　　李世民答道：“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为人至察（指过于精明苛察）而心不明（指不能坦诚相待）。至察就会疑神疑鬼，心不明就不能和人畅所欲言。他因为自己是从孤儿寡母那里夺得皇位，所以不放心下属，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决定。既劳神费力，又不一定事事都能干好。下属虽然明知道这样不好，但又顾虑皇帝的猜忌，也不敢去指出其中弊端。因此，包括宰相在内，都只是照着皇帝的意思办事儿而已。朕则不同。以天下之广，岂能由朕乾纲独断？朕要选天下贤才，做天下之事，责任明确，各尽所能。这才是管理的根本。”

　　后世美利坚国有人写过一篇《基业长青》，把管理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靠管理者个人能力来决定企业的大小事情，但管理者一走，企业往往就一蹶不振。一类则着力于建造一种让企业自行运转的机制。即便管理者轮换，企业也照样长盛不衰。
　　二者的区别，就仿佛打更报时与造钟报时的区别一样：如果是打更报时，一旦人不打更了，时间就没人来报；如果是造钟报时，辛苦的只是造钟的过程，一旦钟造好，就不需再烦神报时的事情了。
　　没料到一千多年前，李世民不但早已深谙打更报时与造钟报时的利弊，还一针见血的指出，杨坚之所以执着于打更报时，是因为自身性格缺陷所致。
　　确实是个牛人！
　　因此，李世民在大唐吞并天下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所向披靡，不仅因为他是个军事天才，更因为他是个管理高手。他所领导的唐军，其战术执行力要远远强于其他对手。
　　日期：2011-02-16　16:43:45
　　在价值观方面，李渊和李世民都是理想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