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参加了朝廷举行的制科考试。
　　我们知道，唐朝也有制科考试，比如博学宏词科、书判拔萃科、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等，那是在进士科考试之后，几乎跟进士科一样，每隔二三年便举行一次，只有进士、明经及第的人才能参加的，通过了你才最终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宋朝的制科考试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考生在进士及第之后便可授官，无须再参加制科考试的，而制科也不是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的，制科考试说白了，就是宋朝的一种特殊的考试制度而已。

　　据史籍记载，有宋一代，北宋与南宋加起来，大约共三百多年时间，但一共只举行了二十二次制科考试，共录取人数四十一人，掐指一算，也就是平均每次录取二人。而两宋加起来共录取了进士四万多人，相比之下，中制科的概率就好比是中六合彩特等奖的概率了，不，比它还要小。
　　不过，对于像苏轼这样五百年难得一遇的超级人才，这个制科考试也还是小菜一碟的。面对皇帝亲自出的题目，苏轼奋笔疾书，不一会就搞定了。仁宗皇帝一看，大加赞赏，破天荒地给了他一个第三等。
　　大家不禁要问了，怎么才第三等？怎么不是第一等、第二等呢？要知道，在中国的历史上，有些位置纯属摆设，而宋朝制科的第一等、第二等就是一个摆设，因此，这第三等就成了最高等级了。对于苏轼的这一绝无仅有的光辉战绩，就连《宋史》上都由衷地发出了感慨：“自宋初以来，制策入三等，惟吴育与轼而已。”就是说，宋朝自建立以来，只有两个人入了这第三等，就是吴育和苏轼了。而且我告诉你，这个吴育还是个第三次等，比苏轼的第三等还差了一个层次。这样的牛人真是古今罕见，文章写得好也就罢了，没想到应试也这么牛。

　　对于这样特殊的优秀人才，仁宗皇帝自然也就要特殊对待了，苏轼作为刚大学毕业的应届毕业生，是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毛头小伙子，可朝廷竟给他安排了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一职。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职，按照苏轼的资历，只能给他派一个从九品下的不入流的芝麻小官，但苏轼是天下的考试状元，自然与其他人不一样了。

　　好，自此，苏轼便开始了他的为官生涯，开始为人民服务了。
　　日期：2011-08-20　15:32:00
　　二，为人民服务
　　说到苏轼的做官能力以及为政水平，那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唐朝的很多诗人都要好。你让李白去当官试试？你让杜甫去当当看？我看多半都是不及格。究其原因，我想还是源于唐宋科举考试的不同——
　　我们知道，唐朝的进士考试是以诗赋为主的，注重的是考生的文学才华，因此，能考上的多半都是些才子，都能吟诗作赋的，文人气质很浓。毫无疑问，这样的人多半不适合当官，因为才华与能力是两码事，这二者之间并不是等同的。当然也不排斥一些牛人，比如张九龄、李绅等人。

　　不过要说到宋朝的科举，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宋朝的科举不再是以诗赋为主了，而是更加注重策论，也就是对当时的一些国家政治问题或者刑罚，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考的是这个。所以，能够考上的举子，就不仅要有文学才华了，更重要的是要有施政能力。因此我们看宋朝的那些大文豪、大词人们，他们往往在为官上都很牛，在地方上他们能造福一方，在中央他们也能有一番作为，比如欧阳修、司马光，再比如王安石、范仲淹，他们都称得上是卓越的政治家。而我们的苏轼也是一样，他无论是在地方上还是后来在中央工作，都很有一番作为。

　　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话说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期间，有强盗作案，于是，当地的治安主管部门安抚使便成立了专案组，对强盗作案一事进行调查抓捕。只是这所谓的专案组，其实就是由一些骄悍的兵卒而组成的，他们以抓捕盗贼为名，私闯民宅，开展大搜查运动；不仅如此，他们还诬陷老百姓家中藏有宫禁之物，这当然是要“没收”的，一旦见老百姓稍有反抗，这些兵卒们便格杀勿论。

　　这哪里是为民做主的丨警丨察啊？这比强盗还要强盗！
　　这一伙人见自己抢了东西又杀了人，心中不免有些害怕，于是纷纷逃散了，不回去复命。
　　面对这样严重的形势，老百姓纷纷跑来告诉了苏轼苏大人，希望苏知州能够为他们做主，并说这一伙大头兵还要作乱的，望大人想个法子把他们统统给抓起来，将他们绳之以法。
　　苏大人一看他们呈上来的控诉书，眼睛骨碌一转，立马做出了一副很不以为然的样子，接着就将那一纸诉状扔在了地上，露出很不屑的神情，说：“我看不至于吧！一定是你们诬陷！”
　　老百姓看后直摇头，贪官一个啊！

　　那些杀人掠货的兵卒们一听这话，都放心了，看来老大人很有觉悟，于是一个个又都出来了，不再藏匿了。好，苏大人等的就是你们，苏轼马上派人把他们一个个都给抓起来了，杀头的杀头，坐牢的坐牢。老百姓拍手称快，看来老大人真是睿智，演技真是高啊！
　　这第二个例子便是苏轼带领民众抗洪抢险的故事了：
　　话说苏轼在担任徐州知州时，有一年正赶上黄河发大水，只见当时那个哗啦啦的黄河水啊向东流，奔腾到海不复回。两岸的堤坝抵挡不了黄河的这种气势，做千里溃堤状，在曹村这个地方决了口，一路泛滥到了水泊梁山，流入到南清河，汇聚在徐州城下。水位上涨迅猛，一发不可收拾，眼看这徐州城就要变成汪洋大海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徐州城里那些有钱的富人们开始行动了，他们当然不是抗洪救灾，而是要出城避难。
　　面对这种情况，苏轼拿起了大喇叭，对着他们是一番慷慨陈词，说：“你们这些富人都出去了，老百姓必然会受到动摇，这样一来的话，太守我和谁一起守城呢？那样的话，这徐州城必破无疑。现在有我在这里，洪水就一定不能冲塌城墙！只要我们同心协力，就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
　　富人们于是又都被赶进城里去了。紧接着，苏轼去了当地的武装部门——武卫营，对他们的卒长说：“如今眼看洪水就要冲坏城墙了，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现在姑且给我出力，听我指挥。”

　　卒长应声答道：“太守身先士卒，抗洪抢险，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于是，他就率领着兵卒们拿起畚箕、铁锹等工具出去，筑起了一条东南长堤，这条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
　　雨一直下，日夜不停，苏大人也没顾得上休息，也是日夜不停地坚守在大堤之上，在此过程中，他还学起了人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百姓感动了，眼泪哇哇的。最终，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之下，徐州城总算是保住了。
　　尽管苏轼没有听过毛主席的敦敦教诲，也不知道“为人民服务”的深刻内涵，更不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但他却都做到了。相比之下，当今中国的某些官员，虽然整天把这些大道理、大口号挂在嘴边，但一干起事情来，那就------那就不好说了，顶破天不过是拿着个大喇叭吼两声，然后继续搂着小情人睡觉去了。
　　此外，苏轼为人民服务还相当具有艺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