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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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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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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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予乃摄衣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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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有一位记者问余秋雨，您最喜欢苏轼的哪些作品，余先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苏轼被贬黄州之后写的。记者接着问，也就是《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前、后《赤壁赋》嘛？余秋雨听后感到很高兴，忙说是。由此可见，这些作品对后世文人士大夫包括对现今人们的影响。
　　先说上面这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乃是宋词豪放派的奠基之作，一提宋词，人们第一个想到的也许就是它了，至于这首词的影响，也就不用我在此多说了。
　　至于这前、后《赤壁赋》，那更是古文中的精品，尤其是这《前赤壁赋》，堪称绝唱中的绝唱，它将写景与抒情并举，将人文关怀与哲学思考融为一体，成就了散文中的绝世精品。
　　要说我们还真得感谢那些小人，真得感谢宋神宗，没有他们的“帮助”，中国的文化史会少了多少光彩夺目的篇章。

　　关于苏轼在黄州的生活态度，历来为后世的人们尤其是学者们所津津乐道，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苦中作乐的典范。这期间有着许多关于苏轼的逸闻趣事，这当然是所谓的佳话了。
　　可以说，关于苏轼的佳话实在是有很多，苏轼与欧阳修之间的师生情谊是千古佳话，与他的弟弟苏辙之间的兄弟情谊也是千古佳话。但有一点却让后人感到有些遗憾，那就是他与王安石的关系。
　　我们知道，苏轼之所以被贬黄州，那是因为受到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的迫害，尽管王安石并没有参与，后来甚至还替苏轼说清了，但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梁子早在十年前就结下了。
　　作为那个时代的两位风云人物，同样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样都是那么让人尊敬，可是这两位偏偏就是合不来，老是在一起互掐对方。关于这哥俩的故事，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日期：2011-08-24　17:38:02
　　五，相逢一笑泯恩仇

　　前面我们说过，苏轼总的说来算是旧党分子，是保守派的得力干将，但他又并非像司马光那样完全否认新法。对于新法的某些内容，比如说免役法，苏学士还是举双手赞同的。这一点王安石可能未必知道，至于那位砸缸的小朋友那就更不知道了。
　　苏轼作为一名旧党人物，曾经遭到过新党的迫害。但风水轮流转，今天是新党执政，明天就该旧党掌权了。北宋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极力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去世，其子赵煦即位，是为宋哲宗。当时的宋哲宗还不满十岁，这样，便由宋英宗之后、神宗的母亲高氏以太皇太后的名义临朝摄政。这位高氏一向都是反对新法的，她上台后，立即重用保守派的领袖司马光，让他担任宰相一职。司马光执掌大权之后，全盘否定新法，提出废除。这时的旧党人物苏轼也被朝廷重用了，苏轼对于司马光全盘否定新法感到很恼火，便跟他理论。可砸缸的司马光一直都认为苏轼是坚定的保守党，这下可好，居然也跟自己唱起了反调。司马光勃然大怒，大骂苏轼，苏轼岂能示弱，也大骂他是“司马牛”，回家以后还骂不绝口，嘴里念念有词的。可见苏轼是持有一颗公正之心的，没有任何个人情感因素在里面。

　　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我们还得来具体说说：
　　王安石，字介甫，比苏轼年长十六岁，两人都是一代人杰，又都受到过欧阳修的提携。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从地方上回到了朝廷。当时的王安石已经被神宗皇帝任命为参知政事了，开始主持变法。然而苏轼对于这个变法整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变法固然是需要的，但绝不能像王安石这样雷厉风行地去实施变法，他主张要循序渐进，一步一步来。所以王安石很讨厌他，他呢？也不喜欢王安石。
　　——这当然只是彼此的政见不同罢了！
　　为了不让小苏破坏自己的变法大计，王安石让他做判官告院。

　　熙宁四年，王安石着手改革科举、兴办学校，为变法培养专业人才。于是，神宗皇帝就下诏，让翰林学士、知制诰以及史馆的工作人员讨论讨论，整理出一个可行性方案。谁知俺们的苏学士马上上书皇帝，大发议论，说这样不好、那样不行，总之，不宜改革科举，再次惹得宰相王安石很是不爽。王安石为了推行自己的科举改革，决定让苏轼滚出朝廷，派他做了开封府的推官，想用一大推的公务来困扰他，让他忙死，最好是活活累死，免得碍手碍脚的。可是结果证明宰相大人这次又错了——以后每次只要王安石一上书推行新法，苏轼就跟着上书说这个新法不行，有着诸多不利的地方，至于推官一职他照当，而且当得还挺称职。

　　其实，无论是王安石还是苏轼，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的，这中间当然没有个人感情因素，苏轼并不是因为看他王安石不爽才反对新法的，而王安石也不是因为讨厌苏轼才专门整他的。不过，到目前为止，这哥俩围绕着新法那是争得面红耳赤的。王大宰相是越看苏轼越不爽了，而苏学士呢？也认为他王安石不是好人。
　　关于新法的实施，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另一个主要分歧还在于用人上：王安石为了最快时间实施新法，迅速提拔和任用支持新法的官员，也没有时间来考察这都是些什么鸟人。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奔着升官发财来的，是为了荣华富贵，属于投机分子。苏轼旁观者清，就看到了这一点，而王安石却被蒙在了鼓里不知道，其实他的周围早已布满了小人，这也是后来导致他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

　　面对苏轼的一再上书反对，最终王安石忍无可忍了，他叫来了御史谢景温同志，让他弹劾苏轼，结果却是一无所获。苏轼深感自己不适合再呆在朝廷里了，于是要求外放为官，这样，苏轼便来到了杭州，担任杭州通判一职。
　　此后近十年时间，苏轼都辗转各地，先后担任密州知州、徐州知州以及后来的湖州知州，直到“乌台诗案”的发生。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神宗皇帝觉得苏轼人才难得，想重新启用他，将他从黄州团练副使量移到离京师开封很近的汝州但任副使。苏轼的仕途开始出现转机，有东山再起之势。
　　苏轼还未到达汝州就上书皇帝，称自己身体不适，加上又有田产在常州，因此愿意在常州为官。神宗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在去常州上任之前，苏轼途经金陵，决意去拜访一下昔日的政敌、现已退隐江宁的王安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