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对河南的态度是稳捉稳打、步步为营，当清朝占领河南黄河以北的地区后，就在七月任命杨方兴为河南总督，后来又任命罗绣锦为河南巡抚；祖可法为河南总兵并带兵驻守。这样一来清朝委任的文武官员先后上任，还有军队的驻守，清朝基本上控制了河南黄河以北的地区。清朝这么做的目的很明确，控制河南北部既可以加强清军在中原的防卫力量，保卫京津；又可以以河南北部为跳板，西可以攻取山西、陕西，南可以直捣南京。

　　大顺对河南的重视程度就不如清朝，在李自成兵败山海关后，李自成的小资情调就上来了，他急于收缩兵力，他把主力全放在陕西。像河南、山西这样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他不是不留下重兵，就是留下前明的降军，结果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河南大部分地区的大顺政权就土崩瓦解落入地方武装势力的手里。
　　南明对河南的态度就更是不行了，当时南明除了史可法有收复河南、河北和北京的计划外，其它人都在忙着窝里斗，自己人在忙着搞自己人，他们那里有时间和精力去想别的事呢？此时的史可法除了顶着一个首铺的空帽子，还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礼部尚书，别的实权他什么也没有，军队他更是指挥不了，他拿什么“北定中原”？所以史可法的“北定中原”的大计只能停留在书面上。

　　南明对清朝的态度
　　南明在弘光建国初期，弘光朝廷的高层几乎全都沉浸在借用满清兵力扫灭“流寇”李自成的美梦中。可以说“借虏平寇”是初期弘光政权的国家基本政策，直到弘光政权被清军消灭，南明的的官员才明白“虏”不但要“平寇”还要灭“明”。“借虏平寇”只是南明弘光政权的剃头挑子—— 一头热，你想让清军“平寇”他就会给你平寇，清军又不是南明的孙子，为什么要帮南明“平寇”。在国际事务中是要靠实力和拳头说话的——心有方鸣，南明没有实力，凭什么让清军给南明“平寇”。清军的原则是：没有好处谁给你“平寇”呀。清军每次出来抢劫都是抢劫利益最大化，没有利益清军才赖得动窝，清军又不是白痴，他们才不会参加帮南明“平寇”的义务劳动的。结果南明的“借虏平寇”把自己都给平了，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能怪谁。

　　“借虏平寇”的历史渊源
　　崇祯末年，清军降入了和李自成等农民义军交战的泥潭中，不能自拨。当时兵部尚书杨嗣昌认为，明朝的兵力和财力是不能维持同时和李自成的大顺军、清军同时作战的，必须有选择地和一方联手。这个不要脸的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真可惜杨嗣昌和蒋介石不是一个时代，我想要是他们是一个时代绝对是知己，一定天天形影不离，有可能还玩一把“断背山”。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具体做法就是和清方达成合解，每年给满清进供白银、布匹、粮食和日用品，满清以少量人参和貂皮作为回报，先和清军停火。然后明朝再集中兵力对付李自成和张献忠。杨嗣昌的作法比老蒋还过分、还不要脸。崇祯本来也同意这个不要脸的计划，但是由于明朝大臣们的强烈抗议下，这个计划流产了。幸亏这个计划流产了，要不崇祯还得要扣上一个卖国皇帝的帽子，崇祯一个亡国皇帝的帽子戴着，就让历史学家们狂骂，如国再加上一个卖国皇帝的帽子，那在历史学家的嘴中这小伙还能要吗。

　　弘光政权刚建立的时候，正是吴三桂降清的时候，当大清占领北京后，由于当时的消息不灵通，那时没有电话、电报和因特网，信息都是靠人和马来传递的，北京发生了什么要想传递到南京，就是骑最快的马日夜不停那最少也要半个月。就在弘光称帝后，南明的官员还不知道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纷纷传说是吴三桂借清兵打败了李自成，收复了北京。这时南明没有正规的渠道得到准确的信息，他们就只能信小道消息了，而事实又一次证明：小道消息是要害死人的。南明当时还称吴三桂“有功地社稷”准备发诏书表扬吴三桂。在马士英的奏书中吴三桂的形象比“圣人”还高大，说吴三桂“在海有粟可挽”。1644年五月二十八日弘光朱由崧决定封吴三桂为蓟国公，重赏吴三桂和黎玉田。可是吴三桂现在已经不再在乎某某公某某伯了，因为吴三桂现在是清朝的平西王；而黎玉田现在正在四川当节度使呢。每次看这段历史我就觉得搞笑，明明吴三桂当了婊子，弘光政权还争着给他立牌坊，见过蠢的皇帝，见过蠢的大臣，还没见过像弘光朱由崧君臣这么蠢的。

　　事实再次证明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就连大公无私的史可法，这时也犯了错误，他在给弘光的奏书中说：崇祯是圣明的君主，可是突然遭到了变故，西去了，若不杀李自成，不足矣平民恨（先帝以圣明之主，遘变非常，即枭逆闯之头，不足纾宗社臣民之恨）。现在最急的事就是平定李自成的叛乱，现在应该全力打击李自成，若现在树敌过多，则我们应付不过来，现在要做的就是多交朋友，共同对付李自成（是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然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以寇之全力用之我，而从旁有助我者，则寇之势弱）。听说吴三桂在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夺回来了许多土地，还听说吴三桂是借助清朝的力量，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是真的，我估计现在河北等地一定有清军，他们在和李自成作战，李自成是我们的敌人，清军是李自成的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所以说清军是我们的朋友（近辽镇吴三桂杀贼十余万，追至晋界而还。或云假虏以破贼，或云借虏以成功，音信杳然，未审孰是？然以理筹度，此时畿辅之间必为虏有。但虏既能杀贼，即是为我复仇）。我们现在应该“借虏平寇”，平定李自成叛乱就在此一举了（灭寇在此一举矣），只要清军肯帮忙，那李自成还能折腾几天。从这次封奏书中可以看出史可法还不知道吴三桂已经叛变了，他也是“借虏平寇”的忠实拥护者。

　　比起高层中的“借虏平寇”，在弘光政权的中下层官员倒是表现得比较有远见。他们主张南明应该自立自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满清也不会白“灭寇”的，“借虏平寇”只会引火烧身。章正宸说：“今天南明的形势比东晋、南宋还要艰难（今日江左形势视之晋、宋更为艰难），我们现在不但防止受到李自成和张献忠的双重打击，还应该防着大清，李自成和张献忠最多是有狼子野心的二条狼，而满清是一只要吃人的老虎，他早晚是要吃人的，因此南明正真的威胁是满清。现在南明应该以进攻为主，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断宜以进取为第一义。进取不锐，则守御必不坚），我们应该自力更生，在打南狼的时候，还要防北虎，只有这样才是中兴之道。”

　　陈子龙说：“‘借虏平寇’那就是里通外国的表现，历史上的教训少吗，满清的野心是很大的，如果‘借虏平寇’早晚会把南明给搭进去。”他还列举了北宋借金灭辽；南宋借元灭金，最后吃大亏的还是宋朝的例子。陈子龙认为南明各地的兵力还想当可观，现在应该全面出击，收复土地，回复明室。可是弘光高层的声音是：“应该和清军‘并力于西’，先灭李自成，再灭张献忠。”

　　而这时的南明处处体现着不思进取、维持偏安的思想，弘光政权把许多军队放在了南京的周边，而河南是南京的大门，加强河南的军事力量对于南京的安全至关重要，而弘光政权却把汉奸胚子许定国放在河南，许定国早就想投降满清，万一许定国降清，那么清军进攻南京的大门就被打开了。弘光政权有许多机会能收复河南等地的土地，弘光政权却没能把握住机会，该收复的土地没收复，不该丢的土地却丢了。我对弘光政权的评价是：像这样无能的朝廷，灭亡了也是活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