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没有记载和程龙、陈于王所部激战流贼的名号，但根据《明史 流贼传》的记载极有可能是张献忠所辖的数万流贼大部队，因为那段时间张献忠基本就在江苏一带晃——“败官军于丰家店，杀参将程龙、陈于王等。”
　　僵持中，程龙的营地被敌人放火引燃了火药。明军和流寇对阵时，训练有素、熟悉野战、阵型严整、心理素质强固然是关键的隐性优势。因为流寇一般是打胜不打败，一个稍挫锋芒往往就能导致全面的溃散。训练有素的明军（不是大部分）则不同，即便败了一阵往往也能很快约束行伍、整顿部属、重新集结。而明军最大的兵种优势莫过于火枪火炮，因为当时陆上流寇的骑兵已经有很厉害的了。火药被燃，则优势顿失。敌人随机向失去火器优势的明军发起了冲锋。陈于王手执大刀奋勇先登，如摧枯拉朽一般所向披靡。然而陈大人也在持续的激战中受伤很重，部将们见势不妙想要退阵规避，但他们也还算够意思，在退之前劝陈于王一起撤退。这比起那些战事稍有不利便抛弃主将一哄而散的惊弓之鸟们强了不少。

　　可是陈于王说：““此吾死所也，复何之？”又大呼“力竭矣！”面向北方四次遥拜，拔刀自刎，殉国。将军千古！
　　数日后，流贼退去，部将张伯昌发现了陈大人的尸身，身如刻画，面色如生。后来，江浦和安庆的士民官绅为陈大人立庙塑像。朝廷得知大人殉国的消息后，追赠陈于王为昭勇将军，荫封将军的儿子以千户衔加二级，立庙武场祭祀将军。
　　陈于王的弟弟陈国计，号丹廷，胆智过人，同样的战功卓著，升为太湖营都司（陈氏一门两都司，可谓光耀门楣了），曾经擒获大盗宋毛三、朱老虎（听这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善于之辈啊）等。后来，放情诗酒而终（这个我揣度，可能是眼见故国覆亡、神州陆沉，心灰意冷之为了）。
　　经略熊廷弼曾经称赞陈于国“国士无双”，举荐他为三岔河副总兵，那是天启元年七月的事。在陈将军即将赴任前，一位姓张的守备去他那儿喝了一顿酒，结果喝高了，喝死了。而张守备的儿子误听了千户濮定国的挑唆，然后向朝廷诬告说陈于王毒死了自己的父亲，陈于王被下狱。蹲了七年监狱后，曾任蓟辽总督的河南唐县人曹文衡知道他是冤枉的而且很有才干，便放了他。获释后，便为国殉难，国士之称，绝非溢美之词，实是中肯之言啊。

　　说到这里，通过上文可以浅显粗略地描绘一下这位大明忠臣的人生轨迹：
　　陈于国大人很年轻时就得到了辽东经略熊廷弼的垂青，早在天启年间就被举荐为从二品的副总兵。后被冤下狱，蒙尘七年之久。七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春风得意的青年军官意味着太多了。而关于他的案子，相信朝廷也是存在争论和疑问的。否则，以杀害守备军官的罪名不可能七年时间都没有被勾决。在中国古代的监狱中沉冤七年活着出来的人，对皇帝、对朝廷、对国家不满是很正常的，这样的人有怨气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战死时的军衔是游击，从三品，这和他十多年前的军衔差着两级，而那一切，是他本该得到的。这样的仕途遭际、这样的人生轨迹，甚至即使他叛变投敌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

　　但是他没有那么干，我们看到的陈于王又做了些什么呢？
　　自复出以来，目睹河山赤染、社稷倾颓，面对贼寇肆虐、汹汹如流，眼见生民涂炭、狂澜滔天，
　　他的选择是，轻身赴险、纵横驰骋，刀光剑影、出生入死。最终，在从三品的游击任上慷慨悲歌为国殉难。
　　日期：2011-06-01　16:44:24
　　贼陷六合
　　六合县虽然不大，但是位于南京北部要冲之地，北近安徽天长、东临江苏扬州，是南京的门户。这地方或许因为毗邻南京应天府位于大明第二中心城市边缘的缘故，根本就没有城墙，历任守官也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修城墙。
　　崇祯九年，江南巡抚张国维为了防范流寇进犯，命令县令郑同元在六合修筑城墙。郑县令或许是因为财政上的原因，只是草草地修了一圈儿土质城墙应付差事。结果崇祯十年，张巡抚出巡时看到了那一圈儿用土夯筑的所谓城墙，骂了郑同元一顿，然后拨款建造砖墙。结果还没动工，流寇就已经兵临城下。
　　开始时，流寇攻陷庐州（今安徽合肥）、凤阳等地，虽然盘踞英（貌似今安徽金寨县附近）、霍（貌似今安徽霍山县），但是早就在打六合的主意了。

　　郑同元是浙江人，没有才略，只是说流寇还在几百里之外呢，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地提早预备。镇守当地的是一位姓常的游击军官，四川人，武艺超群，但是所部只有七百人（如果他多少吃一点儿空额——事实上这种事在历代的武将中并不新鲜，那么真正能够上阵的恐怕就连七百人都不到）。当时有永生洲的兵（前面提到的和陈于王大人联军作战的那位程龙就是永生洲参将）与常游击不合，整天内讧摩擦不断。县令郑同元从来没有试图为驻军之间调解矛盾，巡抚张国维听说贼还很远，或许也起了轻慢之心，便接连几天下令提防永生洲的兵（“数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这个“提”字，我觉得联系上下文看，貌似是“提防、防备、不信任”的意思），致使他们防守的士气更加松懈（如果仅仅是“调动”或许不至于造成士气低迷，所以更倾向于“提防”的意思。但如果真是从别处调来一拨军队和他们换防，或许后面的很多不忍言之事也就不会发生了）。

　　这里可以看出，忠臣能臣张国维巡抚，或许真的更擅长治水而非“制寇”（此人历任江南巡抚时因“治水”深得民心、声名鹊起）。两军不合，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调走其中一支，和别处的军队换防调动，这个最干脆，但是需要时间。等而次之的方法是抚慰撮合，这个需要钱了，很多钱，没钱你空口白牙地举着些“君臣大义、家国天下”之类的高帽子去对付那些“只识抄刀砍脑袋”的当兵的，人家能听啊？！最下等的方法就是张巡抚干的，下令提防，摆明了不信任争议部队中的一支。但是这么干的话，真遇见事儿人家会为你卖命才怪呢！不阵前哗变就不错了。事后证明，那些“永生洲”的兵也还算够意思，没有把事情做绝。

　　当时，一位浙江御史要北上，在滁州被流寇阻截。返回后告诉郑同元（两人同为浙江人，同乡，这也是明代中后期所谓“党援”的一种强大基础）流寇声势浩大气焰嚣张，应该早做准备。郑同元还跟那儿吹呢——我们这儿兵多将勇，还能怕区区草寇吗？都是朝廷的人，谁几斤几两彼此心里还能没个数儿吗？但那位御史同乡也没跟这白痴多废话，绕道扬州走了。

　　等到流寇进逼的传闻越来越多、风声越来越紧时，张同元还出了一份布告吹嘘本地防御稳如泰山，说了一堆诸如什么兵多将广、将士威猛之类的话（貌似这种p话说的次数多了连他自己都信了、都当成真事儿了），总而言之一个意思，告诉百姓们别害怕别惊慌，不要信谣传谣，都跟家里老实呆着放心没事儿（熟悉不熟悉？这位郑同元要是晚生个三百多年混到今天或许也能弄顶x家的帽子戴戴）。但是百姓也并不都那么好糊弄，将信将疑。同时县里派出侦察骑兵四出查看，也没有发现流寇的踪迹，貌似郑同元说的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