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官场混子。
　　熊文灿是一个有谋略、有亲和力的人，招降并成功指挥郑芝龙就是例子。在招降郑芝龙后命令其转而攻击其他海盗，并且以恩义相笼络，这一手相当漂亮，完全可以作为日后朝廷招抚的典范。另外，能在明帝国的官场混到他这个位置，除了卢象升大人那样的实力派苦干派，广积财货、善结权贵应该是普遍经验。因此即便官居极品位至总督，对于自己的饭量熊总理心里也还是非常清楚的，早在当初正直太监表示坚决要举荐他去“平贼”时就更加坚决地加以推脱，即所谓的“五难四不可”。不巧的是，他的亲家姚明孝同时也通过杨嗣昌的渠道把他给举了。所以皇帝坚持认为这是位天才，天才就应该干天才的活儿，这样看广东广西两省显然不能再局限他了。面对皇帝的坚持，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上任或回家两个选项的熊文灿最终妥协了，硬着头皮上任顶缸去了。所以，与其说他是位庸帅，不如说是个职业官僚或者官场混子更合适。

　　二、赶鸭子上架。
　　应该说，明代科举进士出身抄刀砍人的狠角色还是不少的，但那大多各有千秋——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出身洪承畴，初以陕西参政身份亲率乡兵击败匪首王左桂解韩城之围；天启二年进士出身卢象升，初以河北大名知府身份募集乡兵入援京师勤王；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出身孙传庭，以文官身份一路升至陕西巡抚，初战商洛阵斩匪首“整齐王”、再战黑水峪生擒闯王高迎祥。反观熊文灿的履历：推官，主管刑名主计；礼部主事、郎中、山东左参政，这就不用多说了；山西按察使，“按察使”全名“提刑按察使司”，主管一省司法；山东右布政使，“布政使”全名“承宣布政使司”，主管上承朝廷令、谕宣播于下属有司；巡抚，节制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挥使三司，此间招降郑芝龙或许亲自见了几面、一起吃过几顿饭有过几次书信往来，除此之外没见有什么战功；然后就是总督，总督两省军务，因此，他应该属于那种一路坐办公室上来的领导，从来没有亲临前敌或者主动接战歼敌的经验。这类人于承平舞鹤之世指手画脚应付差事完全没问题——他外行指挥他的，下面的内行们接着做人家的，只要两不相干就不会误事，甚或这种人于乱起之初在一省一邑也许还能应对裕如。但是忽然间从海寇渐平的福建沿海空投到糜烂已久的湖北内地，属下将领也从亲自招降、极其听话而且非常能打的郑芝龙换成了比较能打但始终对自己爱答不理的左良玉，这样一来，本就赶鸭子上架的熊总理玩儿不转了。

　　三、本土焦土——疯了吧？
　　熊文灿到任后“尽迁民与粟闭城中，贼无所掠，当自退。”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愚蠢。这才到哪儿啊？什么情况下才用得着这招？面对的是一群什么东西就要坚壁清野？这是在本土！不是出境作战，明军也不是入寇的游牧骑兵！流寇多长时间才来一次？明军在当地得待多长时间？当时流寇势大不假，但熊文灿麾下明军也并非全是等闲之辈，之前虽然偶有失利，但面对面地正面交锋野战争雄明军也还是极少败绩的。况且他的任务是剿贼，临阵拒敌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到任之初尚未一战就想着让贼“自退”，这让我想起了那位请命在山海关外八里筑城之前就预备收容败兵的王在晋尚书。熊文灿这番话当时是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说的，其结果无非是挨顿臭骂，要是面对全体讨贼明军士兵说出这样的话，恐怕就得“是夜，士亡其七八”了，士气会一泻千里不可收拾。另外，这招其实也不是不能用，到了崇祯朝后期如果这样干的话恐怕多少还是会有些效果的。但当时确实不是时候。当然，冒昧揣度之下不排除熊总理的另一个心思——不是“五难四不可”没拦住煌煌圣命吗？那么这个呢？还不换人？

　　四、所谓杀降不祥。
　　这话是张献忠谷城就抚后，林铭球和左良玉密谋干掉他时熊文灿说的。这话粗略地看没错。从白起、项羽、李广，到冉闵、拓跋珪、高仙芝，再到本朝常遇春、胡宗宪，包括后世年羹尧，都没有下场。所以说杀降不祥。但往宽了看，杀降这种事儿虽然不地道，谁又没干过呢？程咬金、薛仁贵、铁木真、忽必烈、皇太极、曾国藩，又有哪个不是令名始终呢？退一步讲，即便真的如古语所云，他熊文灿身为堂堂大明朝廷六省剿贼军务总理大臣，这点儿担当都没有？更何况，事情本来是林铭球、左良玉他们两个人私下商量着要办的，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或者是要他出具书面命令。如果他当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个破绽，或许八大王张头领早就身首异处了。可是他没有。如果说熊文灿是看在银子的份上，由于收了张献忠的厚礼才对其百般庇护的话，那么林、左二人所请其实他应该痛快地答应，因为那正是在替他杀人灭口啊。而从六品推官一路混上来的六省剿贼总理大臣还不至于那么没成色、那么不知轻重，也还不至于做那种拿脑袋换银子花的蠢事。退一万步讲，收了银子又怎么样？谁说收了银子就不许接茬儿干掉本主了？所以，出自熊文灿口的所谓“杀降不祥”纯属胡扯。浅薄揣度之下，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在于：前期盲目乐观自信，当时的李自成被孙传庭追上猛踹了一顿之后人间蒸发，流寇主力七零八落，换了谁大概也不会相信已经被左良玉左大总兵揍成那样的张献忠还能东山再起；后期张献忠叛形益显时，恐怕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尾大不掉骑虎难下的困局，尽管还有机会，但如果放任左良玉干掉未叛的张献忠的话，朝野之非议恐怕难以承当，且其时牛皮已经吹出去了，只能硬着头皮死扛，打死不认错。官场混子本性尽显。

　　五、熊文灿的罪。
　　无论剿抚，无论左良玉、林铭球，也无论杀降不祥甚或斩草除根，在熊文灿任六省剿贼军务总理大臣期间最可惜的事，或者说熊文灿最不可原谅的地方，就在于和他之前与以后的任何人相比，他都曾经是那么地接近于胜利！只要他点头甚至仅仅是装聋作哑地默许，日后惨毒泛于四川的张献忠之辈早在崇祯十二年春季就会身首异处！但我们看到的最终结果是，剿贼的最佳时机和最佳资源就在他手里眼睁睁地白白断送掉了，以至于后来杨嗣昌接任时已经是师老兵疲、回天乏术了。熊文灿其人，玩寇在先，资敌其中，纵祸于后，这就是罪。

　　六、管窥崇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