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多疑心细。早先，崇祯皇帝派那个正直太监去广西的目的，是实地窥探海盗刘香是否真如熊文灿前疏所报已被消灭。这就是说，对于当时的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熊文灿的话崇祯皇帝并不完全相信。这也怪不得皇帝多疑，因为在此之前熊文灿曾经有过黑嘴的劣迹，在失陷四官的那次拙劣招抚之后。尽管其言上达天听之后当即朝野哗然，尽管言官兵科给事中朱国栋拜章严词弹劾，皇帝最终对熊文灿的发落也只是降级留任，但有此一次崇祯皇帝对他的印象便从此打了折扣。所以皇帝才对刘香未死的流言将信将疑，也才有了后面的事情。但遣太监假借前往广西采办的名义去考察实情，这种细密让我心寒。试想明代厂卫密布，两广福建之地又不乏巡按御史、巡抚等身负监察之责的官员，如果嫌厂卫介入太过生硬粗鲁、太扫熊文灿面子的话，为什么不责成各巡按御史、巡抚据实回奏呢？因为他熊文灿本人就兼着右佥都御史的职衔！所以皇帝索性连各级御史也抛开了。

　　所谓轻信倾信。要取得崇祯皇帝的信任，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之前的一次谎言，使得他对现任总督熊文灿产生了不信任感。同样，对于之前还不完全信任的熊文灿，在得到太监回奏与杨嗣昌举荐之后，崇祯皇帝就此认定非此人不足以平贼。前后时间极短、完全相悖的一个一百八十度反方向高难度大转弯，崇祯皇帝完成了。无法解释。说他宠信阉宦轻信太监也好，说他完全信任杨嗣昌爱屋及乌也好，说他凭一己之好恶独断专行也好，总之，他现在也信任熊文灿了。信任之后，便放手任他去做。尽管熊文灿本人到任初期不大给皇帝争脸，一会儿一个坚壁清野，一会儿一个“杀贼偿死”，皇帝尽自“怒”、尽自“谯让”，却也还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直到张献忠复叛左良玉兵败，才最终下决心拿掉他，可惜为时已晚。代替熊文灿的杨嗣昌更是如此，履职之后贼势大炽、将领不和、举措失当，直到失陷襄阳襄王遇害后仍信任不移。这或许可说是，倾信。

　　七、不倒翁左良玉。
　　又是左良玉。关于左总兵前面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仅讨论一个人际关系问题。以其通人情、懂世故的风格揣度，如果熊文灿真正放下架子主动去和他虚与委蛇加以笼络，哪怕拿出招抚郑芝龙一半的诚意或者说耐心，相信左总兵是不会太让熊总理下不来台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双方或许能够相处得更融洽，就此取得左总兵的好感甚至支持也未可知。反过来粗略地看一下左总兵在崇祯朝的经历：大败之后往往反过手来就有一个大胜，遭到斥责后往往就打个胜仗，丢了些东西后往往过不多久就又能捞回来，所以他纵兵抢掠，申斥；打败仗，降级；打败仗把兵符印信都丢了，朝廷干脆装聋作哑重新给他一套新的将军名号和兵符印信，之前的那个就算了不提了；拒不配合友军，还是申斥；不听将令擅自脱离战场，夺职戴罪立功。这些罪名要是放在和平时期，随便坐实了哪条，有八个左良玉也早切开一边晾着当“凉玉”去了，但是剿贼以来朝廷数次易将、几度更帅就是不动他，说明左良玉对大明是很有其利用价值的，这一点至少崇祯皇帝和几个内阁成员心里都清楚。因此，说左良玉是崇祯朝的不倒翁似乎也不过分。这样的话，和左良玉闹翻了显然对熊文灿没有丝毫好处，反之如果取得了左良玉的支持对于初来乍到两眼一抹黑的熊文灿来说显然是非常关键的，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远在千里之外京城之内的所谓“内援”内阁大学士杨嗣昌。但是进士熊文灿为了开展工作能够给足了作为敌人的海盗郑芝龙面子，却终究没能放下架子去屈就作为下级的匹夫左良玉。唉，没办法的事，这或许本就是大明开国以来重文轻武思想的惯性使然吧。

　　日期：2011-07-31　13: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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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嗣昌评述
　　杨嗣昌，湖南常德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三甲第一百九十七名同进士。看他日后的升迁速度，在查万历庚戌科的进士题名录时扫了一眼一甲三元之后我就奔二甲进士从前往后找去了，没找到。再看三甲同进士，还是从前往后找，结果在末尾倒数第几行找到了杨大人的名字。这个名次，这个晋升速度，妄自揣测之下小秋觉得，如果说和他时任东宫讲学后一路青云直上的父亲杨鹤毫无关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杨嗣昌在万历朝累官升至正五品户部郎中，天启初年称病还乡。和熊文灿一样在阉党肆虐的天启七年里选择了离开——既然不能兼济天下，那么退而独善其身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崇祯元年，混迹官场十七年之后，挺过了天启朝存活下来的万历庚戌科进士们很多已经是朝廷的中级官员了，或职掌有司为一省方面大员，或坐镇阁部与朝廷声息相闻。聪明的杨嗣昌也在东林党人的“大平反时代”里起复，加从三品右参政衔前往河南任副使（正四品主管刑事司法的按察司副使还是从四品主管民政的宣慰副使？这里我倾向于后者，从四品的宣慰副使，因为他走之前只是正五品郎中，这已经是提升了，应该不会再越级提到正四品的按察司副使上）。

　　崇祯四年，杨嗣昌奉命整饬山海关军备，这是“知兵事”了，很有历练的意思在里面。同年，他的父亲时任陕西总督的杨鹤因罪被捕，杨嗣昌三次上书请求代父受罚，杨鹤得以减刑免死。这里简单说一下杨鹤的事：杨鹤，万历三十二年进士（七年间一门两进士，可谓光耀门楣）。此人曾于杨镐萨尔浒兵败后举荐熊廷弼、薛国用、袁应泰等人，天启年间因与东林党关系密切而遭到阉党排斥，罢官回乡。应该说，天启初年的阉党还不是那么嚣张，也就还是比较客气的，六君子殉难后的阉党处事就没有那么“温柔”了。崇祯二年杨鹤以兵部右侍郎衔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于陕西贼寇乱起之初的崇祯四年招降神一魁等匪首。杨鹤以重金赈济降贼，同时将其部众遣散回籍，头领留营效力。应该说这手儿还是挺漂亮的，只可惜后来他儿子没学会。但是他忽视了一点——这些贼寇原本就是延安、绥德、清涧、米脂等地的饥民，遣散了，回籍了，还得接着挨饿，扛不住饿就得接着抢，朝廷不让抢就得接着反。后来他招降的那些贼寇果然降而复叛，杨鹤遭到御史严章弹劾，说杨鹤之前奏报庆阳贼寇招抚遣散已毕关中寇患已平，现在中部的那些贼难道是从天而降的？这话就足够致命了。杨鹤针对言官的弹劾曾经愤懑地上书皇帝，“臣的儿子杨嗣昌去年冬季以汝州道调任霸州，没过半个月就调任山海关。现在举荐人才或者说是边才，或者说是未历边事，那些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翻档案看简历的大佬们他们又怎么知道哪个人到底能不能担当哪方面的重任呢？臣已经被误了，臣的儿子岂容再误！”但毕竟他在总督任上的屁股没有擦干净，随后被捕进京论罪，转年流放江西袁州。杨鹤为人正直清明，但不知兵事，所以对待倡乱之始的贼寇惟事招抚，以致一省一地之贼匪终成糜烂全国之流寇。本人因纵贼成事而贬戍，后来他的儿子又以招抚为能事，一家父子二代两人皆因此辈此法而身罹险难，不能不说是杨家人的一个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