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四年正月，被流寇牵着鼻子绕了一个大圈儿的杨嗣昌终于认定敌人必定出川。于是亲率水师下云阳，命令各部剿匪明军陆路追击不得远离敌人使其逃往他处。但此时的追击部队也仅剩下了猛如虎一支，其余明军长途追击下来都因疲惫不堪而停下了，其中贺人龙所部“噪而西”，停在广元说什么也不走了。这时，等待多时的战机终于出现了，对于流寇而言。开县、黄陵两场伏击战过后，猛如虎部伤亡过半，他本人在亲兵奋力拼杀保护下突围而出得以幸免，骡马辎重连着关防勘和兵符将印一起成为了张献忠的战利品。

　　甩掉了粘在后边的这贴膏药后，流寇下夔门，抵兴山，攻当阳，犯荆门，一路烧驿舍、杀塘卒席卷过去如入无人之境。更关键的是，这样一来，杨嗣昌的消息也就中断了。郧阳巡抚袁继咸听说流寇进抵当阳后动员兵力准备迎战，张献忠让罗汝才在正面与袁继咸对峙，自己带领轻骑兵一日夜奔驰三百里，在路上截杀了杨嗣昌的报急使者拿到了兵符。二月十一日张献忠率所部抵达襄阳近郊，以二十八名骑兵（真正的人混胆子大）拿着杨嗣昌的兵符混入了城中，夜半时分里应外合夹击之下襄阳陷落。不得不说，襄阳防御的问题大了。二十八名骑兵当夜入城当夜就能够里应外合，城防指挥官对这些人难道没有丝毫防范？不多啊，二十八个人而已，要是二十八个变形金刚这么干成了也还说得过去。另外，后来崇祯皇帝在此事上为杨嗣昌辩护时还说，深夜放人进城，这是襄阳城守人员的责任。多新鲜啊？人家拿着杨嗣昌的兵符将令来叫门，兵符都验过了丝毫不差，凭什么不让人家进城？这和当初那位对拿着史可法求援信的人倍加防范的神童县令杨尔铭的事情是不一样的。

　　攻陷襄阳的张献忠为了以“失陷籓王”的罪名假皇帝之手杀掉杨嗣昌，先杀了襄王。在夷陵的杨嗣昌得知后上疏皇帝请死，行至荆州沙市时听说洛阳已经在两个月前的正月被攻陷，福王遇害，忧惧之下不食而死，时年五十有四。尽管朝臣交章弹劾，但崇祯皇帝仍然认为专事督剿的杨嗣昌没有“城守专责”，不应该对失陷藩王负责，至于流寇夜间骗开襄阳城门那是由于地方对朝廷严令置若罔闻造成的，与杨嗣昌无关。于是将杨嗣昌的灵柩归葬于其家乡武陵，加太子太傅衔。后来对其恨之入骨的张献忠攻陷武陵时，将杨嗣昌开棺戮尸。

　　日期：2011-07-31　13:43:55
　　这里说一下小秋对于杨嗣昌的几点浅显看法：
　　一、所谓“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这个由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的建议，从提出之初就遭到了实权派人物的反对，如时任陕西巡抚的孙传庭。针对“十面张网”孙传庭上了一封《疆事十可商疏》。
　　主要观点我大概记述一下有以下几点：开篇就说，那十几万兵几百万军饷根本不够用（如果够用，之前的几次战斗集结的兵力、调集的军饷都不比这次少，早就把流寇剿平了）；十省通力剿匪不能按斩首级数记功，应该是彻底剿灭一股或放跑一股流寇后记叙功过（真是有先见之明，日后剿匪明军杀良冒功的事太多了）；不能因为流寇起自陕西就按属地管辖原则把他们往陕西赶（陕西八百里秦川沃野，多山且地形开阔，明军无法有效遏制敌人流窜，尾随追击又往往被敌人牵着鼻子走。如果敌人盘踞于绝壁险峰之上，明军只能在山下徒耗粮饷围困。还有一点，他孙传庭本人就是陕西巡抚，所以这话多少有些嫌疑，但联想到日后李闯在西安建国“大顺”，孙巡抚确是料敌在先）；尽量不要在夏秋时节进击流寇而应该选择冬春时节（夏秋季节粮食成熟收获，多在打谷场等城外平地，易于流寇劫掠，冬春季节则相反，流寇不攻城破寨就很难获取粮食）；加饷加派是在逼民为盗（这个不用多说）；流寇看似势大，但其精锐极其有限，大多是跟随的盗匪家属和胁从的老弱平民，所以看似浩浩荡荡，往往只要击溃其一股余者皆散；调兵之后要有将领来统御，但目前明军中才堪剿贼的无非是左光先和曹变蛟二将而已，将领乏人。

　　总之，这个十面张网之策，乍看之下宏大壮丽，杨嗣昌的一番话像是一支火把，鼓动之后令听者确有血脉贲张之感。而孙传庭的话犹如一盆冷水泼下，除了全国联合剿匪这个大的方针之外，他否定了杨嗣昌主张的一切。我觉得他说的更现实，只可惜崇祯皇帝没有被浇醒。
　　二、流寇之“剿抚”。
　　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大明朝廷内部一直就没有一个定见。早在陕西流寇乱起之初，崇祯皇帝的态度是流寇也是“赤子”，当“抚之”。后来乱大了，“抚”不住了，又开始“剿”，过几年又冒出个“十面张网”的杨嗣昌，增兵加饷，剿，剿得差不多了，熊文灿冒出来了，抚，张献忠降而复叛后，剿，杨嗣昌代替熊文灿，在打击张献忠的同时仍然试图招抚有过两次复叛经历的罗汝才。

　　我觉得，从一开始明廷就不应该有“抚”的念头。与其把冒着新的贼寇突起的风险征来的饷银砸到招抚上去资敌，还不如干脆一剿到底。贼寇是因为灾荒造成的长时间大范围的“岁饥”才起事的，这种情况下，明廷岁入骤减，原有的正项支应本已捉襟见肘，以至于正规明军的正常粮饷都无法有效供应，造成大量边军加入贼寇的行列。这个时候，拿什么东西去“抚”？怎么保证“抚”得住？又能够“抚”多久？

　　杨鹤早年在陕西三边总督任上的经历似乎就已经预示了明末招抚的宿命——岁饥，贼寇蜂起，朝廷征剿，剿不灭，那就招抚，贼寇就抚，简其精壮从征，散其党羽归乡，貌似一切风平浪静，就此告一段落。问题在于，那时的明军也不是都有饭吃、有钱花的，也不是都能够吃饱喝足按时发饷的，这种情况下往本就不怎么淳朴又不时饿肚子、闹军饷的明军士兵中掺进一批当初带头起事的流寇骨干会是个什么局面？更何况，贼寇本就是因家乡饥荒而起事，那些揣着几两银子被打发回乡的“党羽”们，回去后惊讶地发现在饿殍遍地的家乡手里这几两银子根本买不了几天温饱时，自己还得面对依旧敲骨吸髓横征暴敛的衙门吏胥时，又会是个什么局面？迫于饥饿无奈的起事，迫于敌情无奈的加派，迫于形势无奈的招抚，迫于追兵无奈的就抚，一个圈子转到头还得转回来，依旧是起事。其实杨鹤做得还算不错了，后来他儿子的下级熊文灿总理招抚时，甚至连解散党羽这一步都做不到了。

　　三、伪清之“和议”。
　　萨尔浒大战败北后，明廷应该说至少是自己心里清楚了一个问题的答案——彻底干掉他们是不现实的。所以开始注重“防”，也就有了清兵始终无法攻克的北疆防线。但是无法攻克不等于无法逾越，帝国的正北方是依山而建的坚实防线，西北方的千里草原旷野却几乎是一个防御真空。尽管那里曾经是成祖皇帝远征大漠的基地，尽管嘉靖隆庆两朝名臣王崇古曾经在那里打得蒙古骑兵七零八落，尽管那里有大明的军事重镇以及宣府、大同一总兵、一总督的常规设置，但进入崇祯朝以来，那些官员的设置似乎只是起到了烽火台的作用，唯一的用途就是在保证自己坐守坚城而且还活着的情况下向京师告警。经宣大绕过北疆防线屡屡入寇的清兵，确实让帝国损失惨重，这其中的物质损失多少或许还可以估量，而崇祯十一年的那次伪清入寇给本已成瓮中之鳖的流寇带来的巨大机会却最终从根本上毁灭了大明帝国。

　　因此我觉得，杨嗣昌与伪清讲和甚至开放边境贸易的主张其实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