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旧话重提，当时在卢象升大人战死殉国的记载中小秋就说过，时至当年，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历史积累已经使大明君臣有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势——主和必定卖国误国，主战必定爱国救国。和今天差不多。原本就体力不支，时不时地头上还得挨老天爷的板儿砖，又得同时对付家贼和外敌，还不能讲和，这就麻烦了。而卢象升战死后，事实上本就与伪清虚与委蛇的和议大门算是彻底地关闭了，同时关闭的或许还有大明王朝的一线生机。其实以当时大明内外交困的形势而言，言和未必是亡国之举，或许由此延长国祚甚至峰回路转也未可知。“和”不是不可以讲，大明也不是没和周边的小兄弟讲过。维系了西北边陲数十年和平的“俺达入贡”就是曲笔之作。只不过当年力主和议的是大明王朝堪称极品的强权接力人物高拱、张居正以及外任宣大总督王崇古，而不是权倾朝野仍屡遭弹劾的杨嗣昌之辈。但所谓“和议”也是有时机讲究的，崇祯十一年敌人大举入寇的那个时间就不行。那时讲和的结果就是城下之盟。大明君臣或许可以睁一眼闭一眼地默许和远在千里之外寇边犯境的蒙古部落达成妥协，但绝对不会和已经兵临北京城下帝辇之侧的异族敌人奴颜屈膝卑辞求和，这与后来“仔卖爷田心不疼”和“宁与外贼不与家奴”的辫子们不同，大明，没有这个传统。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与清兵议和停战，是当时大明最明智的选择，也是仅存的、为数不多的生路之一，区别在于方法。杨嗣昌主张议和，但完全可以这样做：先协调与自己关系不错又手握关宁劲旅的高起潜配合卢象升抵抗入侵，再利用自己中央宰辅的身份职务之便全力支援一线作战，哪怕不要败得那么惨，哪怕让敌人感受到压力，哪怕对撤退之敌进行一次伏击，都可以为随后的和议争取更多的砝码，无论如何，这都比城下之盟要体面优厚得多。

　　四、忠臣出于孝子，忠臣必是能臣？
　　早在崇祯四年杨嗣昌三次上书皇帝请求代父受罚，这在皇帝的心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皇帝就此认定此人是个孝子，而传统道德认为忠臣是必出于孝子的。与此大相径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大明帝国一派风雨飘摇，陕贼起于延绥，涂炭数省渐成燎原之势；伪清寇边辽东，屡次入寇更为心腹大患，加之随后的郑鄤“杖母”事件，真正的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御极以来跌遭变故的年轻的崇祯皇帝，急需树立两个典型，郑鄤就是因为一桩二十年前的旧案而作为反面典型被无限恶化最终凌迟的。作为正面典型的杨嗣昌则不同。纵观杨嗣昌的履历，进士出身、部曹院吏、尝涉兵事、久膺外任、历任封疆，直至官居极品于庙堂之上运筹帷幄——这是一条典型的大明帝国军事统帅的人生轨迹。事实上，大明帝国的将领虽然为数众多，但以文制武的积习下帝国真正的统帅大多是两榜进士出身的文人，当然非常奇异的是大明帝国的文人中“凶猛级”和“彪悍级”统帅辈出。所以杨嗣昌非常标准，父亲身居高位是天然优势，早年得中进士奠定了日后高升的基础，又因请求代父受罚而在皇帝心中站稳了地步。这样的一个人，也就毫不奇怪地不仅没有受到父亲罢官流放的丝毫影响，反而一路青云直上，被皇帝有意栽培刻意历练。直到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夺情起复后和皇帝的那次面谈，使得皇帝在认可他个人品德的基础上再次认可了他的才能，从此，君臣相知风云际会。

　　只是崇祯皇帝忽略了一个问题，忠臣必是能臣吗？显然不是。
　　先不说杨嗣昌日后的种种作为能不能当得起一个“忠”字，单说他后来统兵的行事风格：行军打仗时，各路兵马在哪儿停留过夜、如何安营扎寨，等等琐事他都一一亲自过问，反过来，崇祯十一年的那次伪清入寇，杨统帅事事请示必依朝廷圣命裁夺行事。可以肯定他刻意忽略了通信问题，那时没有电报也没有网络，信息的交流传递只能依靠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马，一来一回耗时旬月。用这样的指挥方法抗击伪清、追歼流寇，相对于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似乎慢了一点点。所以我说，他做反了。行军探路扎营布防，一个从四品都司最多也就是个从三品游击的事情，他干了；遇敌接战调兵遣将，一个方面大员三军统帅的事情，他让皇帝干了。要他干什么？这是能臣吗？

　　其实身处明末乱世，作为剿贼明军统帅的杨嗣昌更应该懂得“无为而治”。统帅就干统帅的事情，督催粮饷、提调各军、考评诸将功过、布置全局方略，这就够了，不要千里遥控指挥更不要动不动就请示坐镇北京的皇帝。因为纵观后期的剿匪作战，我觉得很多时候如果没有他的存在或者介入，明军会取得更大的胜利也未可知。在其代替熊文灿总理剿贼军务后能够板上钉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崇祯十二年年底下令追着张献忠猛踹的左良玉停止追击原地待命，幸好左总兵根本不鸟他抗命继续追击，也才有了崇祯十三年二月的玛瑙山大捷；二是崇祯十四年年初不听部下劝谏，没有堵贼归路以致最终纵敌出川，继而一路直陷襄阳。不说之前种种，仅此两者，能不能当得起“能臣”二字？

　　五、崇祯皇帝真正的看重点——此人不党。
　　在崇祯朝初期，皇帝利用、纵容东林们打击阉党，所以在“大平凡时代”后有了“大报复时代”。但随着东林对敌人清算的深入，很多如前文《济南保卫战》中所述抗敌殉国的李应荐等人也被冠以阉党的名头打入另册。这不能不使皇帝产生一丝警觉——满身铜臭、张牙舞爪、颐指气使、寡廉鲜耻的阉党固然很坏，但眼前这帮根正苗红、苦大仇深满口孔孟先师道德文章的家伙们就一定很好吗？就真的一心为公吗？就一定不会党同伐异吗？显然也不是。

　　满朝阉党时，皇帝仰仗东林清算阉党，满朝东林时，皇帝扶植杨嗣昌制衡东林，就是这个路数。这样一来，杨嗣昌就成为了皇帝和东林两方较力的一个载体。弹劾杨嗣昌的人，都会被皇帝先在自己的主观认识上扣一个党同伐异的东林帽子。有基于此，针对杨嗣昌的任何弹劾都会变成同一种样子——至公也无公，无私也有私。所以，谁碰杨嗣昌，谁就是东林，而对于步步紧逼、日渐嚣张、颐指气使的东林们，皇帝不能说是非常喜欢的。因此对于那些弹劾杨嗣昌的人而言看似不可理喻的降级、罢官甚至廷杖、流放也就不稀奇了。这不是皇帝多么糊涂、多么信任杨嗣昌的问题，也不是皇帝单纯地在为杨嗣昌清除异己，而是皇帝在借杨嗣昌的事和势在压制东林，在为自己清除威胁。同时告诉他们，东林党外，还有朝臣，朝臣和东林党两者之上，还有皇帝。

　　六、管窥崇祯。
　　其一、皇帝的难言之处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于杨嗣昌的所谓“阴主和议”，崇祯是知道并默许了的。尽管期间杨嗣昌不断旁征博引、费尽心机地给崇祯挖坑，但人家始终没往里跳，就是不正式出面澄清这一点——耍猴的总得比猴精啊。这也就使得杨嗣昌的和议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白白搭上了一位为国殉难的卢象升大人，也最终什么都没有“议”下来。
　　当时，包括卢象升大人在内的一批主战派大臣和一批东林党大臣以及更大的一批起哄派大臣，都对杨嗣昌和他的和议主张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尽管这些攻击在皇权的庇护下最终都流于无形，但这也在客观上使和议计划不得不最终搁浅，特别是在卢象升大人殉国后。其实，这些两榜进士出身的大明朝臣没有一个是傻子，对于皇帝默许和议的事情也个个儿心知肚明，但是却又一个个满身正气大义凛然地向皇帝“揭发”杨嗣昌的“阴谋”。典型的指桑骂槐。这个时候，被千夫所指的“桑”固然是百口莫辩，真正被骂的“槐”也只能装聋作哑，好一个无奈的局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