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明，皇帝也有难言之处，不错，先朝是有过“封贡”的事情，但那也是敌对方在边界先进行的接触，之后又有外官的提议和宰辅的支持，然后皇帝在做出了一系列悲天悯人的样子后才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这次不同。从外说，敌人屡次入寇烧杀抢掠，兵锋极盛，打起仗来都跟吃了兴奋剂一样；从内讲，朝臣们满口华夷之辨个个杀声震天，真让出兵打仗，先就有一个兵部尚书服毒自尽了。无论内外，都是丝毫不给台阶，而这个台子又太高如果没有台阶下，真的生往下走，恐怕就得栽个大跟头。所以思前想后，黑锅还是让杨嗣昌接着背去吧，反正他老人家身上的黑锅多得是，有主战派扣的、有东林党扣的、有爱民人士扣的，都快成黑锅王子了，也不在乎再多背一个再多背一会儿。

　　其二、崇祯的着力点
　　当年杨鹤犯过后，杨嗣昌曾先后四次为父求情。前三次是崇祯四年，奉命整饬山海关兵备的杨嗣昌三疏皇帝请求代父受罚，后一次是崇祯七年，已经升任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大同军务的杨嗣昌上疏皇帝为流放江西的父亲求情。对这几次上疏和杨嗣昌本人，皇帝很客气，也对此人的忠孝赞许有加，但就是不给面子——所奏皆不准，就是不行，每个人都有一笔账，单算。而对于崇祯五年夏天的那次求情，还是杨嗣昌出面，其时杨嗣昌的官职也只是右佥都御史衔兼永平、山海关巡抚，求情的对象是前阉党成员、曾经弹劾过杨涟等人的前宦竖爪牙郭巩，此时一向有功或许奖、有过必然罚的崇祯皇帝却破天荒地给了杨嗣昌面子，已经下狱论罪的阉党郭巩得以免死。其实杨鹤的事情，虽然很大很严重，但归根结底说到本心里，是个人能力造成的技术层面上的错误，只要不再用他，别的也还是可以原谅的。郭巩的事情则完全不同，这本身就是个前阉党余孽，它的事儿也完全是个人品德引发的思想意识层面上的错误，单冲弹劾杨涟一点，此人根本就是不可原谅的。当年的“大报复时代”漏了它，完全就是个意外，到了崇祯五年它还希图幸进。

　　而在这一拒一允之间，或许能够看出些什么。妄自揣度之下，我觉得，崇祯在发坏。
　　反过来说，对于杨嗣昌而言，替自己的亲爹求情都不允准，替一个阉党成员求情却一求一个准，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感觉到来自东林党的压力日益增大的崇祯皇帝，希望借此事彻底把杨嗣昌这个自己已经在刻意栽培的人牢牢地钉在东林党的敌人名单上。有此一点，以东林们的秉性必然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杨嗣昌百般责难横加非议。这样一来，对于皇帝而言，此人日后也就可以放心地大用了。因为在杨嗣昌今后的仕途上无论皇帝赋予他多么大的权柄，他的背后始终都笼罩着东林党的阴影，而要摆脱这种阴影，他杨嗣昌除了依靠皇帝、依赖皇权之外别无选择，这样皇帝也就随时可以拿掉他了。这样的人，用着放心。

　　日期：2011-08-02　15:00:23
　　流寇的间谍战
　　崇祯十二年十月，辽东系将领黄得功、四川将领杜先春二部和流寇多次接战。虽然再也没有像左良玉“玛瑙山大捷”大捷那样阵斩三千多击溃敌人主力的胜利了，但二将能够击败并逼退流寇，也算是不错了。所以流寇每每都避其锋芒。
　　当月，屡战不胜的流寇开始耍阴招儿了，他们大量湖北一带的人为其做间谍。这些人或者背着药囊扮成江湖郎中，或者满口八卦星象扮成算命的，或者干脆扮成游方道士、挂单和尚、艺人乞丐，广泛渗透于浙江、安徽等省份，侦查各地驻军虚实。一旦看到有隙可乘便突出焚掠。这样相持了数年，流毒四境。
　　我觉得，这些间谍中，扮江湖郎中和算命先生的多少要有点儿真本领，不能弄个棒槌去让人家两三句话就套出了盘子，扮乞丐的其实也不简单。但是他们选择的渗透方法很讲究，这些行当，都是作为一个外乡人能够有足够合理的理由去深入他乡的。只是这样看来，相持数年之下，黄、杜二将的“屡战却贼”多少也有些无奈——到了那个时候，已经只能“却”而无法“歼”了，把那些穷凶极恶的流寇赶跑、不在自己的防区里杀人放火埋黑锅也就是了。

　　蟒蛇仓碑
　　南京蟒蛇仓，无风自倒，内有石碑，刘基题：“甲申年来日月枯，十八孩儿闯帝都。困龙脱骨升天去，入堂群鼠暂相呼。中兴帝主登南极，勤王侠士出三吴。三百十年丰瑞足，再逢古月绍图。丕、丕、丕！八月中秋绝；呵！呵！呵！此时纔见真消息。”
　　己卯岁，我乡传诵此碑，咸云天下将乱矣。不出五年，语语皆应，岂非数欤？
　　从这里崇祯十二年就已经“我乡传诵”可以看出，这是真有其事，至少也是真有其文。需要说的是，开始我也怀疑是李岩的手笔，细看之下又觉得不像：前四句点出了崇祯十七年的那场国变和李闯进京、崇祯殉国，末尾一句有意思，“入堂群鼠暂相呼”，这要真是李岩的手笔恐怕李自成先就干掉了他。后面南明的事也说对了。或许沧溟之间真有天意也未可知。

　　崇祯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本书作者计六奇所在乡邑“飞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豆立尽”。当局设法捕捉，并且发布命令发动民众一起动手，一斗蝗虫即可换取一斗米，一时间人人捕蝗，当局或者就地掩埋或者纵火焚烧。
　　日期：2011-08-15　10:09:29
　　崇祯十三年
　　这一年的开头列了一个单子，主要是赈济饥民、下诏求直言、命令有司祭奠收殓难民遗骸等等。
　　末尾有一句，“中外交讧，上念穷民罹灾，蠲赈屡下。而有司执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面对内外交迫的局面，天灾频仍的现实，坐在大明最顶端的皇帝是真急了，屡次发银赈济，但同在大明体制内的官员们不急，仍旧按部就班地拖沓皮冗、按部就班地侵吞克扣、按部就班地层层扒皮。
　　看到这里，这种情形，感觉挺熟悉的。
　　建极殿召对

　　崇祯十三年闰正月，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召见新科进士，问“边疆多警，何以报仇雪耻？”魏皂德对答：“使大小诸臣，皆知所耻，则功业自建。”娓娓数百言，又提及自己在崇祯十一年那次伪清入寇时守城有功，当场博得龙心大悦，于当年三月在建极殿策贡士时正式被拔擢为第一。
　　明代最重进士，进士出身起步就可以（当然不是全部）留在京城六部做官，进士中翰林为最。一旦进入翰林院有了翰林身份，面见上宪时则可以不用屈膝下跪，只是作揖鞠躬，虽然也是弯腰但不甚折，因为明代有非翰林不入阁的传统，这样做是为了培养宰相体尊。举人就惨了，只能在州府郡县上晃悠，成绩不好的进士虽然也有很多分到县令任上，但过个几年有点儿小成绩就提上去了，举人不行，只能局限在这一层。前面提到的很多或守城有功、或为国殉难、或追剿流寇的县令知府就是这样，虽然有功，但举人出身决定了一切。所以有明一代，进士都不大看得起举人，虽然同在一处但接洽往来之间大多没有那么客气，对于那些承袭祖职

　　的官员更是不屑一顾。武官就不用说了，即便已经升至总兵一级的高官，在进士出身的文臣们眼中也是微末粗鲁之辈。
　　明太祖吴元年，始置翰林院，以陶安为翰林学士。洪武十八年正式厘定翰林管制。永乐年间形成定例，隔一科选拔一次庶吉士，额定二十八人。万历十一年开始，每科皆选，以二十二人为定额。所以几科下来翰林官员急速膨胀，达到了一百多人。这些人大多无所事事，整日逛街喝酒拜客清谈。直到崇祯七年和崇祯十年两科，开始不选拔庶吉士了，以有“异政者”拔入翰林。这也是一个制度的改变，但没变多久，崇祯十六年又变回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崇祯十三年的那一科新进士召对时，皇帝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君有难，当云何？”当时被问的无锡人赵玉森答道：“万岁！臣殉死，”然后“上颔之”。
　　唉！谁说国之将亡社稷将倾毫无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