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是粗浅地看一下事件的经过和黄道周等人的行事方式，也能从中看到当年东林党人的作风——固执、冒进、不计代价、一意孤行、非黑即白般地认死理、你死我活般地一味斗争，还有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的党同伐异。这里抛开皇帝、杨嗣昌和东林党三方的是非对错不讲，只说事儿：黄大人您不是想干掉杨嗣昌吗？您自己都被扔到江西去了，连带着一大群先后弹劾杨嗣昌的东林们或贬或谪，主动拿鸡蛋去砸石头，在朝堂上给皇帝和杨嗣昌腾出了足够的位置安插自己人，这个时候您拿什么去干掉杨嗣昌？或者说此事过后东林党的战略重心是不是该从“怎么干掉杨嗣昌”转变为“怎么不被杨嗣昌干掉”？

　　更有趣的是何楷（此人曾多次弹劾杨嗣昌并攻击其政策，均因言官身份而没有遭到打击，这次搭上了黄道周的顺风车也挨了一闷棍）等东林言官，在皇帝明明白白地公开认定了黄道周“党同伐异、朋比为奸”的情况下，仍然亲自出面上疏营救。这倒不是说他们的面子有多大、官位有多尊贵（都给事中和翰林院编修都是正七品，翰林院修撰是从六品，比知县高一级，至于那位“试御史”，都察院监察御史是正七品），只是因为这些人在之前对杨嗣昌的攻击中都露过面，特别是何楷、林兰友二位，早就在皇帝心中挂上了“东林”的牌子。这个时候他们出面，无论说什么、怎么说，这几张大脸往那儿一摆唯一的作用就是坐实了黄道周的“朋比”和“党同”！东林们难道就不能换一拨面孔？还是他们也知道皇帝对自己这帮人早就一清二楚了换了也没用？与其那样还不如缄口不言不说话呢！这是他们此事中的第一个失误。第二个失误是，救人就是救人，别说别的，几张东林脸在救黄道周的同时还是念念不忘弹劾杨嗣昌，您是想救人还是害人？就算皇帝差点儿被您几位那套什么“主明则臣直”、“昔太宗得魏征而有贞观”的鬼话糊弄过去，当陛下看见杨嗣昌的名字缀在“误国奸佞”的字眼后面时也会惊醒的，这么做无异于把屁股扭过去让人家踹！

　　这样到了崇祯十三年四月，熊文灿的招抚已经失败，其本人于七个月前被逮捕回京，杨嗣昌也早在半年多以前离开京师代替熊文灿总理剿贼军务，当时正在四川和张献忠罗汝才二部流寇捉迷藏玩儿呢。其时，江西巡抚解学龙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眼见当初杨嗣昌一意重用的熊文灿事败，气势恢弘的“十面张网”也变成了四面起火、八方漏风再也提不起来的一张破网，在事实面前皇帝的火应该也消了，于是上疏保举黄道周归京，并说他“可任辅导”，这是举荐黄道周入阁为宰辅了，当然也是对当时形势的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

　　在同样的事实面前，皇帝似乎比当年的火气更大，直接认定了黄道周“党邪乱政”、解学龙“徇私”，派出缇骑抓捕二人进京问罪。当时黄道周先回了趟福建老家，听到皇帝要抓他的消息后疾驰赶往南昌，等着朝廷来抓。停留南昌期间，黄道周闭门静待，士绅们前来慰问的一概不接待，私下赠送程仪的也一概不收。但是他不收，锦衣卫收。锦衣卫到南昌抓黄道周、解学龙时，阖郡惶惧。姚知府当面送给了锦衣卫们“公礼”五百两、“私礼”三百两，伙长袁从先得了一百两，又请他们吃了顿饭送了些程仪一共三十两，还分别给了其管家六十两、长随仆人二十两。看到了吧？不仅是请顿饭、送点儿路费那么简单，当时的“礼”已经公开分出了“公礼”和“私礼”，而且连差役的管家、仆人都得打点！当然，这些钱应该是买黄、解二人路上适意用的。尽管锦衣卫未必有胆量因为“礼数”不周在路上“黑”了皇帝点名要抓的钦犯，但同样的路有很多种不同的走法，这个权力他们还是有的。

　　二人被抓回京后各杖责八十（崇祯皇帝的心思真是细密啊，连回京后的见面礼都准备好了），暂行羁押在刑部狱中，还算不错，没关到锦衣卫和东厂的地盘。黄景昉曾经前往探视，见黄道周虽然伤得很重但神气未损，只是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以“亏体辱亲”为耻。数日后，户部主事叶廷秀上疏营救黄道周，被杖责一百，削籍为民。叶廷秀，濮州人，讲程朱理学，与黄道周并不相识，奏疏上去后自度必有一死。及至锦衣卫到后，大大方方地坦然偕行，受杖前仍谈笑自若，行刑者也为之折服（别管他人如何，此人的“折服”貌似非常重要）。黄道周关的时间久了，身体渐渐也就好了起来。此时太学生余仲吉上疏：“黄道周通籍二十载，半居坟庐，稽古著书，一生学力，止知君亲，虽言尝过戆，而志实忠纯。今喘息仅存，犹读书不倦，此臣不为道周惜，而为皇上天下万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征之面折，至欲杀而终不果；汉武帝恶汲黯之直谏，虽远出而实优容。皇上欲远法尧舜，奈何出汉唐之下，断不宜以党人轻议学行才品之臣也。”这就是很得体的求情了，而且是以太学生的身份出面。但通政司拒绝代他向朝廷递交这份奏疏，余仲吉脾气也不小，又写了份奏疏，这次是弹劾通政司长官施邦曜。这次皇帝显然见到了奏疏，也很快就作出了答复：余仲吉杖责一百（够狠的，先后打的都是书生，动不动就八十、一百的），诏令黄道周、解学龙、叶廷秀（削籍为民的前户部主事）三人于锦衣卫北镇抚司对质听审。这就不好办了，锦衣卫和刑部不一样，从上到下都是粗人。廷讯当天，叶廷秀问二人：“哪位是福建黄公？”此三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但北镇抚司的粗人们显然没兴趣看三个文人在大堂上文言对答，为了逼问出所谓的“党羽”，锦衣卫对三人实施了传统的、极其惨酷的刑讯逼供，一无所得。于是在完全没有口供名单的情况下，锦衣卫依旧非常传统地随意指了几个人搪塞，“谬指数员塞责”。

　　当时，有一位叫朱永明的昆山秀才拿了一百钱送到余仲吉家，不想竟一起被捕送到刑部拟罪。
　　本书作者计六奇的舅舅是沈延嘉的学生，沈延嘉又是黄道周的学生，这样算来他老人家如果见到黄道周还该叫一声“太老师”的。他在二人被捕后，于崇祯十三年六月十六日凑了三十两银子，姜曰广凑了六两，杨廷麟凑了二十两，江西吴臬司、潘守道、高安蔡县令、丰城郝县令等人一起凑了大概一千两银子，大家托付当地一位名为彭士望的秀才拿着这笔钱前往京城，为黄、解二公在刑部里上下打点。但彭秀才的打点并不顺利，因为这是皇帝亲自交办的案子，而且很快就转到了锦衣卫手里，所以刑部分文没有收取。彭士望不得不带着钱回去了。这里我奇怪他为什么不接着去锦衣卫北镇抚司打点，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刑部的官员至少是两榜进士出身的文官，多少还讲些道理，锦衣卫那儿完全是一群“纯粗人”，去了的话就是“肉包子打狗”。彭秀才回去后，把钱送给黄道周的夫人，黄夫人“大义辞之”，不要；送到解学龙家，也“不受”；送到作者舅氏家，舅氏认为那是公款，“竟无所私焉”。这件小插曲，“可谓江右之高义，亦可谓千古之高义也已。”

　　日期：2011-08-17　15:47:45
　　接下来又是一些小事细事：
　　崇祯十三年五月，平台召对，皇帝问大家对于守边、救荒、安民有没有什么建议。通政使徐石麒对答：“守边在农战互用，救荒在劝民轮粟，安民在省官用贤。”
　　又是空言无物！又是大言不惭！又是主明臣贤！当然，又是“上是之”。问题是，“农”和“战”怎么互用？谁去“用”？怎么劝民“轮粟”？能不能“粟”得住？难道“民”就不想“粟”？至于“省官用贤”就更扯了，你想“省”谁的“官”？哪个官该“省”？用“贤”？先前的熊文灿贤不贤？眼看着杨嗣昌在外面胡搞瞎搞，他老人家贤不贤？没办法。当时距离甲申国难，还有三年零十个月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