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声上疏，请按品级限制官员田产。其议：一品官允许占田十顷，允许建屋百间，以下按品秩递减。皇帝将其奏疏下发各部讨论，没有下文了。时人评论说，周代的井田制固然好，但随着生产力与社会的发展显然已经不适合生搬硬套到后世施行了。所谓“限田”之议，也是井田制的影子，其单一有利于贫贱者（恐怕也未必），而不利于富贵者，因此终究难以实行。

　　当时有一种焉草，本来是北疆边塞军队中用来驱寒的，但副作用是能够导致阳痿。崇祯十三年，朝廷诏令北方各省禁止使用焉草驱寒。军队却在朝令下达后认识到了的垄断地位，于是把手中的焉草拿到市场上交易，肆无忌惮如此。尽管禁令是针对北方诸省的，但敏感的无锡县令庞昌允也跟着凑了一把热闹，同样下令在无锡境内禁绝焉草。发现有人少许种植的话，便抓来治罪，行贿之后就能够获免。当时天旱，市井有言龙畏惧焉草而避去了，所以也称焉草为“回龙草”。

　　日期：2011-08-18　21:10:41
　　阉党余孽 薛国观沉浮
　　薛国观，陕西韩城人，万历四十七年三甲第二十二名同进士。顺便说一下，那一科三甲第四十名同进士，叫袁崇焕，三甲第四十一名同进士，叫孙传庭。这几位这个档次的这几个成绩，在新进士分发时都毫无悬念地被踢出北京到地方工作去了。
　　天启四年，薛国观从莱州推官任上调任户部给事中。莱州推官是主管当地司法并兼有一些地方政府审计的，正七品或从六品，给事中是中央六部言官，正七品，虽然品级低但杀伤力极大，所以在调任他为给事中的时候用了一个“擢”字，这明显是升了。在天启朝魏忠贤肆虐的那些年，薛国观没有像杨嗣昌、熊文灿和诸多文人一样归乡避祸，而是以言官的身份接连弹劾御史游士任、江都御史熊明遇、保定巡抚张凤翔、兵部侍郎萧近高、刑部尚书乔允升。这些人都是东林党。后迁兵科右给事中，天启七年任刑科都给事中。

　　崇祯元年，敏感的薛国观力阻任用阉党成员王化贞，其本人“先附忠贤，至是大治忠贤党”，作为混迹官场八年有余的油条随风摇曳，力图左右逢源，但还是让举着账本挨个儿算的东林们盯上了，遭到南京御史袁耀然的弹劾。在那个东林党人的“大报复时代”中，薛国观害怕了，更让他畏惧的是即将到来的京查，时称“察典”。左右为难举步维艰之际，他决定以进为退率先发动攻击，上疏弹劾吏科都给事中沈惟炳、兵科给事中许誉卿，说：“此二人是东林党首脑，与瞿式耜共同掌握枚卜大权。文华殿召对时，陛下因为憎恶章允儒妄言曾经严旨处分。许誉卿曾将一封奏疏给沈惟炳，让他派刘斯珣找到我邀请共同列名，被我拒绝了。因此他们才指使袁耀然弹劾微臣。臣为官不群、不党，只愚忠于陛下不俯就于东林，所以被东林引为异类横遭其非难。当今朝廷之上东林专权、党同伐异，此次借崔成秀、魏忠贤为题，报仇倾陷。现在东林党又把持京察大典，而瞿式耜以被罢斥远居的平民身份遥控操纵朝廷人事政务，满朝文武无人敢言。 ”最后还诋毁袁耀然行贿刘鸿训才得以升任御史。崇祯皇帝虽然以阻挠京察的罪名责备了他，但薛国观最终也因为这封奏疏而在京察中幸免，躲过了东林的致命一击。然而此人党附阉宦弹劾正臣在先、落井下石纠劾魏逆于后，正值熏灼的东林和奄奄一息的阉党都对其恨不得食肉寝皮，终因名声太臭而不容于汹汹清议，不得不辞官归乡。

　　补充说明一下，薛阉党奏疏中的这位“遥制察典”的瞿式耜，江苏常熟人，字起田（看了明末这么多读书人的字，这位还是比较实在的。“起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多好啊，否则多起点儿田也不错，多实惠啊），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元年在江西永丰知县任上政声鹊起，朝命调任江陵知县，永丰百姓万民请命乞求其留任，朝旨终命其留任，但他仍以丁忧回乡，一走就是七年——在人妖肆虐的天启朝也躲了。崇祯元年瞿式耜回朝任户科给事中，屡上言章，弹劾阉党余孽、昭雪殉难君子，皇帝对他几乎言听计从。不幸的是，由于他起复后勤奋折腾取得的卓越战绩，他成功地挤上了温体仁政敌名单的第二位，第一是他的老师钱谦益。所以不出意料地遭到了温体仁和周延儒的联手暗算，先被贬谪后遭罢官，直接踹回老家“体天格物”去了。按理说一斥再降直至罢官归乡的政敌，在党争中基本就算是完了，尽管不排除起复的可能但那起码也是皇帝气儿消了的几年之后的事儿了，照例短期内不应该再打击了。但是崇祯朝大阴人温体仁的作风果然非同凡响，弄了个不怎么老实的老百姓去告发钱谦益、瞿式耜贪赃枉法，温体仁坐镇朝廷中枢主持，愣是把二位给抓回来下了狱，尽管江南巡抚张国维等人交章营救仍无济于事。好在后来温体仁罢官，瞿式耜交钱赎“罪”后这事儿才算完，但也就此被“击沉”了，之后一直到崇祯十七年八月他都在家“宅”着。薛国观的所谓“遥制察典”应该就是瞿式耜被击沉后当宅男时的事儿。

　　崇祯三年秋，经御史陈其猷举荐，薛国观起复任兵科都给事中。紧接着母亲去世，丁忧期满，起复为礼科都给事中，后迁为太常少卿，作为主管祭祀的太常寺正四品二把手，升的貌似快了些，但是这小子终于有一个不用骂人的工作了。崇祯九年调任正四品左佥都御史，又调回言官系统去了，还得接着骂。崇祯十年八月，以礼部左侍郎身份拜为东阁大学士。温体仁因其素与东林不睦遂向崇祯皇帝秘密举荐，并由此得以超拔大用一路升了上去。这里也可以看出崇祯皇帝对于东林党的态度转变，此时的“素仇东林”都能够当成在皇帝面前举荐一个人的理由了。我觉得这种态度转变，责任在东林自身。这样到了崇祯十二年二月，“剿寇功”、“城守功”一路“叙”下来，薛国观已经是吏部尚书加少保衔兼武英殿大学士了。

　　薛国观为人本就阴鸷刻薄薄情寡义，先抱魏忠贤的腿在天启朝混了个舒适自在，后往东林的牌子上踩了一脚以“孤臣”自诩躲过了无数阉党纷纷落马的“大报复时代”，尽管一度归乡但又攀上了温体仁的“麒麟”尾巴得以飞黄腾达，自此开始不可一世。
　　一次，崇祯皇帝跟薛国观说朝臣贪腐贿行成风，作为内阁大学士、两榜进士出身的薛国观的答复是：“使厂卫得人，朝士何敢黩货？”这就怪了！大明的监察机构相当完备，上到六科给事中、都察院，下至各地、道巡按御史，班子是现成的。同样是文人出身的薛国观在召对之际，涉及朝士的问题时引出“厂卫”不得力的话，难免使人浮想联翩。这到底是责备厂卫纠劾不力以致贪墨成风、贿行遍地呢？还是暗示文官班子早就完了只能倚靠并加重厂卫的力量呢？后世读至此节的我的理解更倾向于后者，这不是骂，是抬举。但当时在场旁听的人不这么看，他的理解更倾向于前者，认为这是对东厂、锦衣卫等特工情报工作极其严厉的指责，所以汗流浃背。这个人是东厂提督太监王化民。听了这话的王太监很自然地加强了厂卫系统侦查工作的力度，当然，对象也很自然地就是那个在皇帝面前多嘴多舌的薛国观，“专侦其阴事”。于是本不干净又为满朝东林所不齿的薛国观就差不多死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