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大明，宦官以及厂卫系统作为皇权赖以制衡文官系统的有效工具，大多数时间内都保持着相当的强势地位，甚至可以说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处于攻击态势的。当然，文官中比较凶悍的几任内阁执政时期连皇帝都搞得定，厂卫自然不在话下，但那时的文官集团也大多和他们关系不错。薛国观此时当着皇帝和东厂特务头子的面当场“黑”厂卫，其用意是值得深思的。我觉得，这和他崇祯朝初年的经历有关，或许是那次成功的投机让他认为仍然有机可乘。这次不一样啊，“朝士贪贿”他这个内阁大学士当然有责任，但那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和他没有直接关联也没有涉及到他本人的切身利益，其实犯不上投机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干，或许是投出了甜头投上了瘾，或许就是看那个跟在皇帝后边的王化民不顺眼顺口搭腔随手扔块黑砖。但这次他真的得罪了不该得罪也得罪不起的人，真的离死不远了。此时他的敌人已经从只知道子曰诗云、一味地死谏直至把自己“谏”死的书生东林党，换成了无所不用其极、就在不久前的天启朝还把东林党打得人仰马翻的宦官系统，奸佞对决小人，真正的棋逢对手！

　　薛国观在崇祯朝一直效法温体仁，但其人既没有温体仁的机敏才智，也没有人家的战略眼光，操守又远不如温体仁，偏偏阴狠刻薄一如体仁。如果他弄个外任官如总督巡抚之类的远远地捧着温体仁、哄着崇祯皇帝，或许还能多唬一会儿，而他当时内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的位置离着皇帝实在是太近了，所以渐渐地也就漏了馅儿。
　　然而薛国观仍然不知收敛，直到一件事彻底葬送了他：在东厂特务“专察其阴事”的时候，薛国观以“漏诏旨、招权利”的罪名把自己看着不爽的周国兴、杨余洪两位中书舍人抓进了诏狱（应该是扔到了锦衣卫的手里，此时的东厂不可能听他的招呼，此二人真进了东厂的话或许平反了反咬一口也未可知），这两位中书应该都上了年纪身体而且不大壮实，没能抗住粗人锦衣卫作为开场白的那顿廷杖，死了。家人不干了，直接到东厂控告薛国观“通贿事”，还怂恿前御史史褷的家人出面告状，进一步“坐实”了薛国观的“贪贿”。史褷，河北清苑人。这家伙很贪，而且贪得极其没有技术含量，属于那种直接黑公款的。在淮扬一带作巡按御史时曾直接将国库中十几万两的赃罚银据为己有；作巡盐御史时又将前任所遗二十余几万两库银黑了。这种贪墨不法特别是“吃独食”的行为自然引起了同行言官们的愤慨，继而交章弹劾，史褷畏罪，前往薛国观府邸运动。后来主张对其严办与宽待的两拨人在朝廷之上几经往复，但无奈他手里仍然有六万多两银子说不清下落，被收监候审，而后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狱里。这种案子貌似不至于享受镇抚司规格的诏狱，按惯例应该是关在刑部大牢的，既然归文官系统中的刑部管辖，时任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的薛国观应该也能伸得进去手。而史褷到薛国观家拜访的时候，貌似也不会红口白牙空着两只手腆着一张大脸去，礼物甚至礼金应该是带了些的。当时京城的百姓们大多这么认为，史褷的家人也这么认为。于是才有了周、杨、史三家人在东厂的联袂出场。这一次，尽管薛国观仍然竭力辩解说史褷所谓的“赃款”是东林党人的结伙陷害，但“帝意渐移”，皇帝已经不相信他了。

　　其实，薛国观的死因早已种下。早在崇祯皇帝忧虑国家的钱不够花的时候，薛国观建议从皇室宗亲身上打主意，而且点了武清侯李国瑞的名。之后在各方力量的配合下，已经因拿不出满足皇帝期待值的钱而被夺爵的李国瑞最终忧惧而死。他死后，皇室勋戚人人自危，是时皇五子重病，有人倡言这是因为皇帝对待宗室太过刻薄所致，而且这样下去皇子们将会全部夭亡，而后皇五子死了。这件事，使皇帝恨上了薛国观，但毕竟主意是人家出的、动手的却是自己，所以当时不好把薛国观怎么样，“待隙而发”。

　　崇祯皇帝没有等待太久，薛国观的把柄很快就凑齐——薛国观向来和吴昌时关系不好，及其为吏部尚书主持考选时，吴昌时自然怕遭到打击，于是主动通过薛国观的门人向其请见。见面后薛国观虚与委蛇假承欢笑，并当场拟定吴昌时“第一”，当为吏科给事中。等到公布结果时，吴昌时发现自己被涮了，还是礼部主事（这一个管官的吏科，一个主持礼仪科考的礼部，差得太远了）。他坚决认为就是姓薛的捣的鬼，但钱也花了面子也栽了，总得想办法找回场子来。而他碰巧认识一个叫吴道正的人，更巧的是吴道正又是东厂的理刑官，齐了！他们通过东厂的途径向皇帝密报了丁忧的侍郎蔡奕琛向薛国观行贿的事。皇帝命令九卿科道论处，但大臣们不摸底细，因此讨论出的结论也很轻，只是罢官致仕。皇帝本想仍块肉让狗咬的，但是狗们都被砖头砸蒙了。没办法，既然交部议处了，那就得尊重“部议”的结果，皇帝咬着牙根批准了薛国观退休。

　　于是在崇祯十三年六月，大学士薛国观致仕。只是这家伙回家路上仍然招摇，“重车累累”，好像显示自己这几年官没白当一样，笑吟吟地衣锦还乡去了。同时笑的，还有东厂的人。在皇帝的授意下他们请薛国观的一个亲信到东厂喝茶，在东厂的热情款待下，终于成功地把薛国观拉了进来。后皇帝下令将薛国观逮捕入京，赐自尽。这位纵横天启、崇祯两朝，哄过阉党骂过东林的万历进士终于玩儿到头儿了。这是自嘉靖朝夏言以来杀的第二个朝廷辅臣。

　　这里说一下小秋对于薛国观所涉人、事的几点浅见：
　　一、原则、气节，多少钱一斤？
　　天启朝对于大多数还算正直的士人而言，是奸佞宦竖群魔乱舞下被迫的弃官还乡，是狂澜难挽正道不匡下无奈的独善其身，是田园怡情、暮林煮酒，渔歌唱晚、诗书寄傲的日子。薛国观不是。天启时他的大多数时间是在当言官，是在骂东林，这样当然非常安全，因此在诸多正人纷纷下野归乡时他反而混得越来越好。
　　同样都是党附阉宦，袁崇焕为魏忠贤请建生祠如果能够理解成戚继光式的为了大展抱负而屈己钻营的话（《明熹宗实录》：“蓟辽总督阎鸣泰、巡抚袁崇焕疏，颂魏忠贤功德，请于宁前建祠，赐名懋德。”），薛国观的弹劾东林看起来只是为了混个舒服。与君子不同，小人是没有什么原则的，更遑论气节。薛国观这个人很有眼光，所以在天启朝尽管没有官居极品，也因为弹劾东林而与阉党颇有瓜葛，落了个舒服自在。至于气节，早在入仕之初就扔一边儿去了。

　　二、天启、崇祯两朝交替之际的准确投机。
　　以薛国观的名气尽管忝列东林黑名单末榜，但能够躲过“大报复时代”的第一轮清算，不能不说他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
　　早在崇祯初年东林还朝掌权后忙于清除异己的“大报复时代”，薛国观就准确地预见到，在不久的将来眼前这帮同样党同伐异的东林们就将成为皇帝眼中最大的阻碍。而面对扬眉吐气、大张伐挞的东林，如果稍有松懈那或许当场就是万劫不复了。所以他没有摇尾乞怜，也没有像其他傻蛋阉党们一样说东林的好话，更没有奢望于东林的宽容，而是咬紧牙关继续与之为敌，同时以“不见容于东林”的“孤臣”自诩，最终得到了作为场外裁决者的皇帝的认可，这就是薛国观的战略眼光。事实上，他完成了从“阉党余孽”到“素仇于东林”的高难度动作，也正是这次成功的华丽转型，才有了他迥异于其他“余孽”的仕途生涯，以及日后的平步青云。

　　纵观同时代的阉党余孽们，在天启朝党附阉宦打击东林，到了崇祯初年纷纷倒戈希冀转换门庭投靠东林，但是已经晚了，也根本不可能——东林党是一帮什么人？天启朝魏忠贤擅权之初阉党魏广微以内阁大学士宰辅之尊亲往拜谒叔父辈的东林党赵南星，人家都敢把他晾在那儿丝毫不给面子，崇祯朝的东林自己当权了还能鸟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