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骄怒之兵屡动（打吐谷浑、出朔方，征高丽）——都不是什么大仗，唐朝也打过高句丽，却没有亡国；
　　3、“征税百端，猾吏侵渔”——多税、官吏贪污不是隋朝所独有，况且隋炀帝也曾多次做过免税免赋的“善举”，比某些抠门的帝王强多了，这显然也不是亡国的主因；
　　4、“弃中土，远之扬越”——朱棣病死北征途中，乾隆也老下江南，人家咋就没亡国呢？某些历史学家对杨广滞留江都的原因总结得更不靠谱了，说江都本名扬州，与国同姓，因而为杨广所爱。更有甚者，把隋唐交际之时描述成了赛花大会，先是赏琼花、又打坏了玉李花，又说杨花点点离人愁云云。
　　此时的隋帝国，“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强盛之势甚至超越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元全盛之时。隋朝开创的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制度都为唐朝人全盘继承。这样一个国富兵强、制度完备的帝国竟然骤亡于“一十三路反王、三十六烟尘”，实在令人费解。

　　隋朝灭亡的原因，很难用一句话说明，因此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杨广本人，性格呀星座呀一通乱盖，历史学家有时候也挺八卦的！
　　杨广把老爸杨坚追谥为“文帝”，潜在的台词就是想自居“武帝”之号。
　　既然想做“武帝”，就免不了打仗，在这方面，杨广还是颇有点自信的，他十三岁就受封为晋王，武卫大将军，上柱国，“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少年之时的顺利成就了杨广好大喜功的性格，自认为文韬武略天下无敌，建年号为“大业”就说明这一点。
　　可惜，对于杨广的“大业”的外攘部分，史学家给他下了结论：抚之非道。
　　此时，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向西收缩，东突厥启民可汗的势力尚未完全恢复，对隋朝都保持着毕恭毕敬的仰视状态。
　　大业三年，炀帝北巡榆林，启民和义城公主亲自来到行宫觐见，前后献马三千匹。杨广要的就是场面，当然龙心大悦，赐帛一万三千段（合四段帛一匹马，不知这生意做得是否赔本）。启民和义城公主上了一个表，这个表章没有经过师爷润色，很真实地反映出两个问题：
　　1、义城公主这个汉语老师教学水平一般；
　　2、启民可汗学习汉语很努力，还带点漠北地方口音。这个表示这么写的：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于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

　　话虽然带点地方口音，但意思很明白，希望服饰、法用等生活习惯学习华夏人。
　　变发易服，这是大事，是汉化的第一步，公卿大臣们纷纷同意从其所请，杨广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君子教人，不求变俗，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缨？”
　　实际上，杨广也没什么准主意，只是企图显示自己比臣下聪明罢了，不久后，高昌王上表，提的是同样的要求，众臣逢迎圣意，纷纷不同意，杨广先生却同意了（呵呵，这就叫天威难测）。此时，西域北道的铁勒人强横，高昌人畏惧其势，不敢表现得过于“另类”，最终没敢恢复汉家衣冠。
　　突厥人本身较为原始朴素，没啥文化，丁零-铁勒人跟他们水平差不多，在这方面也帮不了突厥人，能给他们提供发展模版的，一是外西域的粟特人和昭武九姓胡，一是中国的华夏人，此时的突厥正处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向西靠拢则胡化，向南靠拢则汉化。
　　启民可汗率领的东突厥依靠隋朝庇护而建，尚公主、受封号，自然提出汉化的要求，谁料却被隋炀帝断然拒绝，放弃了教化突厥人的一个大好良机。启民遭到决绝，只好和西突厥人一道去取西经，接受胡化，让粟特人来教育他们。
　　在此后的一段时期，粟特人、昭武九姓人众，大量进入东、西突厥，其酋长甚至出任突厥的特勤（特勤之位，原来只能由阿史那子弟担任）、俟斤等高爵显位，胡人既多，乃组织了“胡部”，胡人“黠桀”、“贪冒，性多翻复”，渐至参与东、西突厥东政治统治，将中亚城市国家的法度，移植于突厥汗国，后来的颉利可汗“每委任诸胡，疏远族类”，以至于引发类突厥内部新的分裂（国人患之，诸部携贰）。

　　木杆、佗钵时期，就开始任用粟特商人为使者，出使萨珊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突厥人无文字，“国书”多采用粟特字母拼写，到了这一时期，用粟特字母拼写突厥语的作法固化下来，形成了突厥文字。
　　突厥人与中国人因此渐行渐远。后来唐太宗推行羁縻政策，也只能补救于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