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和袁世凯的关系可谓源远流长。段祺瑞自1896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时起，开始追随袁世凯，两人的关系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袁世凯初到天津小站主持练兵，一天他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就是段祺瑞，他连忙问道：“段祺瑞呢？段祺瑞怎么没来？”一旁的唐绍仪告诉他，段正好回家完婚去了，但已经发电报催他尽快来报到。袁世凯闻知段祺瑞结婚后返回天津，礼贤下士，亲自前往车站迎接。

　　几天后，段祺瑞在天津一家饭店举行婚宴，招待小站的各位将领和同僚，袁世凯又同荫昌出席祝贺，给了段祺瑞很大的面子。袁世凯还把宴会的所有花销都记在自己的名下，令段祺瑞感恩不尽。民国初年，段祺瑞妻子病故，他的续弦夫人张佩蘅是袁世凯的义女，所以袁、段二人除多年袍泽关系外，无形中又成了亲戚。
　　在北洋系统中，袁世凯倚重的两员大将是段祺瑞和冯国璋，较之冯国璋，袁世凯对段祺瑞更是高眼相看，恩宠有加。
　　段祺瑞性格坚定，蛮横粗暴，令人生畏，因此被叫做“虎”，袁世凯也正是欣赏他的这种虎胆、虎劲和虎威。
　　段祺瑞在小站练兵时就编著《编练章制》、《战法操典》等，成为袁世凯的主要智囊人物，一向自办事为人常我行我素，即便与袁世凯等人商讨军事时，如意见不获采纳，也常露出不悦之色，有时还显得自命不凡。段祺瑞还先后担任过北洋新军第3、第4、第6镇统制等要职。
　　在促成袁世凯再度出山，对清室逼宫，促成南北议和，镇压“二次革命”等重大事件中，段祺瑞谋划方略，调兵遣将，不遗余力，为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和扫荡国民党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日期：2011-08-16　14:35:09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王士珍功成隐退，冯国璋外调南京，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实际主持北洋军务。在北洋军阀集团中，许多新生力量都是由段祺瑞培养起来的，后来形成了某种“只知段总长，不知袁总统”的局面，这也渐渐引起袁世凯的怀疑和担忧。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其帝制活动日益公开，作为一名有十足影响力的军阀，段祺瑞却坚决反对称帝，并坚辞陈情“此事危及国家安危和原价身家性命，万不可做，万不可做”。
　　段祺瑞反袁称帝的态度坚决，但基于当年的知遇之恩，在开始时依然苦口相劝：“总统，祺瑞自小站跟随总统，鞍前马后将近20年，总统知遇之恩，祺瑞没齿难忘。如今，国势危殆，倘有变动，后果不堪设想。祺瑞无知，赤诚可鉴，望大总统三思。”
　　走火入魔的袁世凯一心想要当皇帝，对段祺瑞的劝阻根本听不进去。段祺瑞的苦口婆心与虔诚表现被袁世凯认为是背叛。于是，在1915年5月31日段祺瑞称病请假，袁世凯正愁没有借口赶他，他一请假，老袁赶忙答应，同意段祺瑞去西山养病。
　　在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中，段祺瑞进行了消极抵制，没有参加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的百官朝贺。只是在公馆里对自己的亲信徐树铮慨叹“项城作孽啊！”段祺瑞反帝立场从未动摇，这一点对于倍受袁提拔，受袁照顾的段祺瑞尤为难得。后来，段祺瑞曾两次要求晋见袁，皆被袁世凯拒绝，直对最后被袁夺回兵权。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真正忠诚的人，却常常忠而见疑；而把他往绝路上引的，却总是受到重用。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恰恰是段对袁世凯忠诚和负责的表现。可惜袁世凯不但不领情，反倒想算计他，真是让人叹气又可笑。
　　日期：2011-08-16　17:06:24
　　（4）民族气节爱国情
　　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北洋军阀都是一些只会吹胡子瞪眼，面目可憎、祸国殃民的家伙。这种看法的形成当然是与诸多小说、电影的文学描写有关，然而，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样。“北洋之虎”皖系军阀段祺瑞曾六次主政，先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湖广总督等职位，经历过府院之争、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三·一八”惨案等那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大动荡的时代，是中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也是民国初期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人物，具有立体化的人格特点，其性格也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

　　由此，后人对段祺瑞的评论也相当复杂、难以统一，有人评价段品质高尚，爱国有心，有人则大骂其军阀习气、倾心权术、迷信武力。但总其来说，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段祺瑞大致做到了一个有民族气节人所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梁启超先生曾评价段祺瑞：“其人短处固所不免，然不顾一身利害，为国家勇于负责，举国中恐无人能比。”

　　如上所述，在反对帝制方面，段祺瑞可谓旗帜鲜明。在对待“三·一八”惨案的态度上，段祺瑞也表现出了那个时期的政治家身上少有的人性与人道，这是政治家身上最宝贵的。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发生了了政府纵任军警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三·一八”惨案，当学生游行队伍到北京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和国务院门前请愿时，执政府卫队在不加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向请愿队伍实弹射击，顿时血肉横飞，造成47人死亡，100余人受伤。段祺瑞因此被定格在屠杀民众的封建军阀形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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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关史料披露，在袁世凯死后的一段时期，基本上勉强维持了统一的局面，局势相对和缓。“八·一三”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随即赶到现场，向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作出严厉处罚凶手的指示，并决定终身食素以示忏悔，至死都没有违背这一决定。
　　1934年春天，段祺瑞胃溃疡发作，引起胃部出血，被送到医院治疗。由于段祺瑞身体虚弱，医生家人纷纷劝他开荤，以加强营养，段祺瑞断然拒绝：“人可死，荤绝不能开！”作为当时的一名政治人物，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在动荡的20世纪初的中国，惨案发生很多，能够主动站出来负责，并且终身怀着谢罪之心的，除段祺瑞之外，鲜有他人能为。

　　在对待“二十一条”和日本人的态度上，段祺瑞也展示出一个爱国军人气度。1915年日本以赞助复辟帝制为诱饵想袁提出卖国“二十一条”，袁周围许多要员主张对日妥协。但在2月1日，段以陆军总长身份领衔19个省将军致电北洋政府，表示反对。“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并在5月8日独特异议，主张动员军队以强硬态度对待日本。虽被袁拒绝，但段祺瑞作为一名军人的浩然气节展现得淋漓尽致。

　　段在下野之后，即使在生活困难之时也未动摇其对日本的态度。
　　1926年，段祺瑞退出政坛后，曾长期寓居天津租界。此时，段祺瑞成了日本人拉拢的对象。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数次到天津，秘密会晤段祺瑞，请段出面组织华北政府，日本愿以全力支持。但遭到了段的严辞拒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企图在占领我东三省之后继而控制整个华北地区，为了谋划组织华北傀儡政权，日本人在京津两地物色代理人，最后将目标锁定在段祺瑞身上。以日本人的眼光，段祺瑞是当年的亲日派领袖，与日本政府有种特殊关系，虽退隐后无权无势，但若能在傀儡政权中挂名，其影响不可小觑。
　　段祺瑞认定，自己一旦出来做汉奸，便会落得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他又不敢断然拒绝日本人的要求，怕遭不测之祸。无奈之下，年近古稀的段祺瑞拖着衰病之躯，以“腿疾多病”、“女儿在上海读书”为借口，1933年1月千里迢迢来到上海，开始了人生最后3年的岁月。
　　段祺瑞看清了日本人的真实嘴脸，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抗日态度。来到上海之后，他接受《申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暴横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惟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求。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准备，合力应付，则虽有十日本，何足畏哉？”“爱国朝野一致，救国惟有自救耳。”
　　日期：2011-08-17　14:2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