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我一般不会把这类民间笔记中比较玄幻、比较超现实、比较超“科学”范畴的东西拿出来。但上面的记载应该除外，因为那是计六奇先生亲眼所见、亲身所历的事情。而当时还算富庶的江苏无锡这种由干旱到饥馑、由饥馑到躁动、由躁动最终演变成抢掠并很快蔓延开来的过程，尽管最终没有激成大变，但极其具有典型性，非常值得一说。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明廷地方政府在这一系列干旱、蝗虫、饥馑、躁动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对此，或许是颟顸无知，或许是才力不逮，或许是有心无力，或许是束手无策，总之地方官员是否曾经主动做过救灾应变的努力，我们无从得知，至少目前看起来是没有的。
　　关于蝗虫，很早之前曾经有记录，政府应对蝗灾的最重要手段就是事后向民间收购蝗虫尸体，每斤虫尸换一斤粮食，然后就地焚烧深埋。窃以为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相当精确地统计出在多长时间、多大范围内发生过多大规模的蝗灾，有利于准确分配紧随其后的救灾物资；二是焚烧深埋之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虫卵虫尸暴露在外，防止来年再次爆发灾情。当时这么做的是京畿县邑北方省份，多少沾了些中央财政的光。轮到江苏无锡，或许是地处南方没有经验，或许是什么都明白就是没钱什么都干不成，或许是连年战乱地方政府忙于支应征剿粮饷已经无暇他顾，总之事后没有任何赈灾、防灾处理，面对群情汹汹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六月十五日饥民焚杀马家，直至七天后的六月二十二日官府才出手干预。中间这七天时间，恐怕是在请示、汇报与批复、命令之间耽搁了，这就是典型的官僚，七天时间已经使得乡镇抢掠成风，无数大家富户遭掠。养痈遗患视若无物，朝夕之间又急于去扑灭，这得多费多少周章！

　　假如地方官吏提早干预，或者在饥馑之始就强令地方豪强出售存粮平抑米价，或者在抢掠之风蔓延之初便强令地方豪强出资组织类似无锡县那样的贫民巡逻队，或许完全可以做到弥乱于无形之中。但是历朝历代的史书中我们绝少看到此类记载，原因就在于那是“地方豪强”！贫民抢掠就抓就杀贫民，运气不好激起民变那是另一回事儿，运气好的话糊弄了过去或许还能落个“刚毅果决”的考语。要是惹毛了地方上那些手眼通天的豪强大户甚至是致仕官绅，无论是否殄灭民变自己的这个官恐怕也都做到头儿了。

　　说到饥民，其实洋人的国家首脑真的应该羡慕中国，羡慕中国的统治者。千百年来，中国人作为被统治者的最低要求，仅仅是饿了的时候有口吃的充饥，冷了的时候有件东西御寒。根本没有什么所谓“权力”的诉求，也极少在意亲族之外别人的存亡，更不会去关心什么王朝帝室的所谓“血统”与“正统”，“吃饱穿暖”，仅此而已！如果说稍微高点儿的要求，那么或许是，病了的时候还能有点药止疼，如果能够让家里的大儿子识个字能认出自己的名字那就几近完美了。就这么点儿要求。但就是这么点儿要求，很多时候辛苦劳作耕耘一年，也只能够挣扎着满足衣、食之需，大概能够确定至少自己在天明时不被冻死饿死而已。特别是乱世末世，这么基本的一点儿生存必须的基本要求往往也很难得到满足，难怪有“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之说啊。人饿了，就会想要吃的，没有吃的，就会想办法。自己饥肠辘辘破衣蔽履，面对着穿绫裹绸大腹便便又不肯卖粮食给自己的富家翁，或许也只好咽口气，明摆着没办法的事情。但如果周围是一群人，百十来人，都如自己一般饿得前胸贴后心，食无隔宿之粮、居无御寒之瓦，眼看就要冻饿而死，面对着依旧人模狗样摇头摆尾的富家大户，那还怕什么啊？这个时候要是有人登高一呼，不蜂拥景从还等什么啊？管他什么皇宪国法，眼前的“法”就是抢！就是不饿死！至于揭竿为旗斩木为兵，那也不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流寇的由来了吧，好在当年无锡还没有那样的人，最多也就大家蜂拥着抢个把米铺、杀个把实在太过招摇的乡绅而已。

　　另外，上面提到的那位无锡县令庞昌允，字尔祚，四川人，崇祯十年三甲同进士出身。这位庞县令崇祯十二年才上任，一年多以后就经历了这场变乱，幸好还算糊弄了过去。只是面对饥民“果决刚毅”勉强应付过去的他，在一年多之后面对文人书生时就没应付过去，被人家轰出了县城，这是后话稍后细说。本来，一个同进士出身的知县，只要不捅什么篓子，按部就班三年地方官任满考核报个“卓异”，接着就州、府、道升上去了，几十年下来再不济一个从二品的承宣布政使司或者正三品的提刑按察使司的省台方面大员也是稳稳当当的。普普通通的地方芝麻官，三年之间屡遭变数，竟然做得波澜跌惊一梦数觉，恐怕也是异数了。但是没办法，崇祯那几年，确实不好混。那年月不光民不聊生，官也不大容易“聊生”的。相对于北方省份和湖广四川的那些残破县邑，庞知县还算是幸运的，毕竟没有坐困孤城直至城破身死以身殉国。但同样，毕竟是柔弱文人，毕竟是两榜进士笔墨出身，毕竟像卢象升、孙传庭那种抄起刀来就能追得“闯王”、“八大王”满山跑的文人也还是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