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9日，举行了第三次筹备会，会上通过了马衡设计的康鼎形九鼎方案。九鼎的鼎台采用川产楠木，上刻蟠螭纹，台面是绿色雪花呢，鼎盖用古铜色软缎覆盖。马衡还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九鼎设计缘起》，用他丰富的历史知识，讲述了九鼎的来历以及他的设计理念。
　　1943年9月，九鼎铸成，只是还少一篇铭文。当时四川有许多老先生擅长此道，但都不愿“献丑”，最后请来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顾颉刚迫于压力，答应了。顾颉刚定稿后的铭文为：“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国民党学校党部和工矿党部分别写了献词，称颂蒋介石“天下所顺”，“勋垂无疆”。这九个鼎形式大小、花纹，一模一样，每个鼎高约三十公分，重约十几斤。

　　9月17日，筹委会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商定了献鼎仪式程序：一、启鼎；二、贯铉；三、献鼎；四、献词。
　　10月5日筹委会又召开了第五次会议，商定献鼎代表为500人，并且请国际宣传处对此发布新闻，请中国电影制片厂来现场拍摄电影。
　　“九鼎”告成之时，正是中、美、英、苏四国在莫斯科签署《关于普遍安全宣言》之际。这一宣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国际社会试图确立战后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文件之一，中国能得以参与，为蒋介石提高了声誉，他的人气指数急剧上升。国民党内的一帮人马急着想给蒋介石抬轿子，决定进一步认真筹备“恭献九鼎”的仪式，要把整个过程策划得十分周密和隆重。
　　1944年元旦过后，朱家骅等人便抓紧安排布置。为了使1月11日献鼎大会不出现纰漏，朱家骅等人决定于1月10日在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纪念周活动上预演一下。1月10日，在复兴关的中央训练团所在地，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主席台上的天幕，以黄缎作底，缀上各种颜色的花朵，富丽堂皇，俨然“金銮殿”一般。主席台下，摆着3张大长方桌，桌上覆盖着一幅黄缎子。桌子两旁，站着两排穿着艳丽的美女，美女后面是由各省代表推选出来的9个区的代表共18人。主席台两侧，站立着8个身穿长袍马褂的司仪。这些美女、代表和司仪，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朵鲜艳的小红花，红花下衬着一根写着墨字的黄缎子条。台后的休息室里，蒋介石和“党国”元老吴稚晖、戴季陶、于右任、孙科及陈果夫、陈立夫等在品茗开会。

　　预演时的主席台右边，站立着朱家骅，左边站立着王东原；正中是何应钦，代表蒋介石“受鼎”。司仪唱道：“献鼎典礼开始！”接着喊：“鸣礼炮！”(因是预演礼炮未鸣)“奏乐！”随着进行曲的乐曲声，两排美女缓缓走到桌旁，徐徐揭开黄缎。黄缎下面是银光闪闪的九座鼎。美女退回原位后，司仪接着唱：“××省向总裁献鼎！”右列的头两名代表走出，面对何应钦垂手肃立。右列的美女走出两人，用黄缎扎着的杠子，穿入右桌上第一个鼎的两耳，抬到何应钦面前桌旁站定，高高举起，朱家骅、王东原二人走过来接鼎，代表向何应钦三鞠躬，何应钦还礼。朱家骅、王东原将鼎安放在何应钦面前的桌子上。两名代表和两名美女退回队伍。然后，司仪又唱道：“××省向总裁献鼎！”左列的代表、美女又依前表演一番。

　　当活动演到献第三只鼎时，后台走上来一名侍卫官说：“委员长有请朱部长！”朱家骅赶忙走到后台休息室去，何应钦等人便也中止了表演。礼堂内不知出了什么事，鸦雀无声，突然休息室内传出蒋介石浙江官话的怒骂声：“这是无耻！”过了一会儿，朱家骅哭丧着脸走到主席台前，举手一挥，台下的代表、美女都连忙退去了，何应钦等人也都灰溜溜地去了台下。不一会，蒋介石走上主席台来，在主席位就座，怒气冲冲地说：“今天的这种行为，是给我的一次侮辱！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稍停，他又虚情假意地说道：“代表们远道跋涉，辛苦了。这件事，是我们中央负责人做错了，我也有责任，看到签呈(指朱家骅关于献九鼎的呈文)时，没有批‘可’，只批了一个‘阅’字，意思是做一点纪念品是可以的，而你们这么劳民伤财，轰动全国，实在是愚蠢无知。”蒋介石的这番话，毕竟还是承认了献九鼎，他事先是清楚的，曾经首肯的。

　　蒋介石对献九鼎为什么会骤然大怒呢？原来国民党内部内讧，朱家骅的政敌向蒋告状：九鼎的铭文中后四句的第一字合起来，就是“我载献宝”，那是四川人骂人的话，蒋介石听了当即大怒，并立即把朱家骅叫进来训斥。
　　蒋介石的变脸并不仅仅是针对铭文，早在铸鼎和选美女献鼎时，消息就已不胫而走，闹得陪都重庆人言啧啧、舆论一片哗然。当时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就说：“古人说鼎革，是先革而后有鼎。现在国家仍多难，暴日入侵，以鼎为献，非其时也，且易引起陈旧意识。”
　　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被美国记者探听到，美国的报纸上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蒋介石叫人给他献九鼎，这是预备做皇帝。”蒋介石看到后，把美国的新闻记者和美国的报纸大骂了一通。此时，蒋介石很后悔于当初“失察”，草率在朱家骅“献九鼎”的呈文上只批了一个“阅”字，以致现在难以收拾局面。于是他在得知献鼎仪式正在举行彩排时，就匆忙赶过来制止了这项活动，“献鼎”最终也没能变成现实。

　　“献九鼎”的闹剧，导演是朱家骅，文人“马有失蹄”的教训则归顾颉刚先生和马衡先生去受领了。后来程千帆先生读《顾颉刚年谱》，以为顾的“学问和陈寅恪有距离，没有能够把学问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身处污浊的政治游戏之外，却把自己的境遇与当局的“垂青”和“眷顾”联系起来，难免会发生悲剧。其实，就是当时国民党元老之一的李石曾，也曾为此非议顾颉刚：“顾颉刚曾指大禹非人，遑论舜尧，但朱骝先（即朱家骅）在重庆拟献九鼎之文却由顾颉刚执笔，学人而不管事实的好出风头，亦小之乎为学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