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器晚成。左宗棠一生活了73岁。他与许多早达的士子不同，建功立业较晚。如曾国藩只大左宗棠1岁，27岁中进士后，10年7迁，连跃10级，于36岁时超擢内阁学士兼礼部待郎衔，官居二品；胡林翼与左宗棠同年，24岁即中进士，授编修，26岁以知府分发贵州，历任知府、贵东道，后又官至湖北巡抚；郭嵩焘比左宗棠小6岁，29岁也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而左宗棠40岁以前，在事业上可以说尚无多大作为，他仅仅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了两个学年山长，随后在安化陶氏家当了8年私塾教师。

　　他虽然考取过举人，继之却三试礼部不第，仕途偃蹇。以他29岁时作《自题小像》诗，慨叹自己：“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但是后来发迹后，他又对此作了另一番诠释，以教育子侄辈，在1864年《与孝威》书中，他写道：“自古功名振世之人，大都早年备尝辛苦，至晚岁事权到手，乃有建树。未闻早达而能大有所成者。”
　　二、求“有用之学”。在左宗棠生活的时代，科举制度仍然是清王朝取士任官的根本制度。其时无论乡试和会试，都专取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古人诗句命题，考生答卷则有固定的程式，采用僵死的文体，即所谓八股文和试帖诗，严重脱离实际，束缚思想，扼杀人才。
　　左宗棠早年虽也曾在科举道路上进取、拼搏，但是他与当时一般士子明显不同：受经世致用思潮影响，他并没有为应付考试而一味埋头于经卷章句和八股试帖，而是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于经世致用的学问。他还在应童子试期间，就陆续阅读了魏源受贺长龄委托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顾祖禹著的《读史方舆纪要》、顾炎武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著的《水道提纲》等书，认真作笔记，“于可见之实行者，另编存录之”

　　1832年第一次会试落第后，他对经世之学作了新的规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1835年第二次会试落第后，他重点致力于舆地之学，在妻子周诒端的协助下，编绘了自清以上至《禹贡》九州，历朝全国地图以及各省地图，并各为图说。继之，又抄录《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中有关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及历代兵事等内容，分门别类，装订成数十册，工程浩大，用力至勤。

　　1838年第三次会试落第后，他坚定地表示：“从此款段出都，不复再踏软红，与群儿争道旁苦李矣！”从此绝意科举，开始于农书探讨甚勤，曾作《广区田制图说》，后又编有《朴存阁农书》。
　　鸦片战争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他进一步致力于中外史地、兵学以及洋务之学的研究。其时他正在陶氏家馆任塾师。1841年他在与周夫人的信中说：“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历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关于兵学研究，他于1848年给兄宗植的信中写道：“年来于兵事颇有所得，自觉倘遭时命，假我斧柯，必能实实做到，绝非纸上之谈……古人谓‘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弟则谓‘不为名儒，即为良将’。”
　　表明了他所怀抱的志向。左宗棠孜孜不倦求经世致用之学，虽直接导致了他科场的坎坷，但却为他后期的旷世功业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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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早期师友“尽当世名人”。左钦敏著《湘阴人物传?左宗棠列传》有一句评论，称左“平生师友，尽当世名人。”这句话也适用于左宗棠的早年。由于他的好学，他的孜孜求经世致用之学，他的才华横溢，他的实干精神，尽管科场不顺遂，却逐步受到不少高官名儒和同侪早达之士的赏识与关照。这里可以举出贺长龄、熙龄兄弟，陶澍，林则徐，以及胡林翼、郭嵩焘等，来作些说明。
　　贺氏兄弟为长沙人。兄贺长龄，历任江宁布政使、云贵总督。《皇朝经世文编》一书编辑的主持者。
　　1830年冬，他在担任江宁布政使时，因丁母忧回到长沙。左宗棠对贺长龄仰慕已久，加以贺家藏书甚多，便经常前往讨教并借阅图书。贺十分欣赏赞赏左宗棠的志趣和才华，推之为“国士”，对他勉励有加。贺曾著《区田说》一书，左后来著《广区田制图说》，可说是受贺的影响。
　　长龄弟熙龄，历任湖北学政，山东道、四川道监察御史。是左宗棠在长沙城南书院学习时的老师，左曾有“十年从学”之语，师生关系十分密切。左宗棠不仅在治学、修身方面深受贺师的影响，而且从与贺的密切联系中及时了解国家内忧外患的形势，激发出强烈的爱国感情。
　　贺熙麟曾写诗赞誉左云：“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并于诗题下加注说：“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后贺并将自己的小女儿许配给左的长子孝威，师生又成了亲家。

　　陶澍为湖南安化人，晚清重臣，道光末任两江总督达10年之久，政声甚著。左宗棠对陶澍十分敬慕。1836年秋，他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适逢陶澍巡阅江西，请假回安化扫墓，道经醴陵。
　　县令在给陶澍准备行馆时，特请左宗棠写了几副门联，其中一是：“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上联叙说上年道光皇帝召见陶澍，询及陶澍家事，知其少年读书之所滨江，江中有石如印，特为题赠“印心石屋”四字匾额的故事；下联则表达了湖南人民包括他自己对陶澍的颂扬和企仰之情。陶澍见后大为赏识，询知为左宗棠所撰，“因属县令延致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

　　自此左宗棠与陶澍结成了不解之缘。一年半后（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会试落第归来，特绕道南京谒见陶澍。“陶留住署中，每日令幕友与之谈论，如是者旬余”，然后出见说：“汝之言论志向，我俱明白，将来勋业当在我上。”并当面聘左的大女儿给自己的独子陶桄为妻，二人结为儿女亲家。其时陶澍60岁，左宗棠26岁，陶子6岁，左女5岁。次年陶澍逝世，左宗棠又受托去陶家设馆教授陶子（自己未来女婿），并帮同料理陶家事，在陶家先后8年。

　　林则徐是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早期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又以钦差大臣前赴广东，领导了抗击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并率先睁眼看世界，主张学习敌方“长技”，以敌制敌。因受诬陷，充军新疆伊犁。后重被起用，历任署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云贵总督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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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宗棠对林则徐的为人、思想和事功早就有所了解，并极为敬仰。1848年冬，林则徐有云贵总督任内，曾因胡林翼的推荐，邀左宗棠去幕府，左因事未能前往。1849年冬，林则徐由云南辞官回乡，路过湖南，特遣人赴湘阴，约左来长沙一晤。1850年1月3日，神交已久的二人终于在长沙湘江舟中见面了。
　　这是一次不寻常的面会，被文史专家称为“湘江夜话”，对左宗棠的生平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次会见中，林则徐极口称赞左宗棠为“不凡之才”、“绝世奇才”，期许甚厚。二人不分尊卑，同桌共饮，“抗谈今昔”，至“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所谈内容，除古今形势、人物外，兼及“西域（新疆）时务”，包括屯政、水利等。左宗棠后来在新疆的建树，可以说就是继承林则徐的遗志。

　　胡林翼为湖南益阳人。历任贵州镇远、思南、安顺、黎平知府，贵东道，累迁至湖北巡抚。他与左宗棠同年生。二人的父亲原是岳麓书院的同窗好友。不仅如此，胡林翼是陶澍的女婿，林则徐的属吏。后胡林翼的妹妹又嫁给左宗棠的侄子左澄。如此种种，二人关系之亲密和互相了解，实非一般。
　　郭嵩焘与左宗棠同为湖南湘阴人，小左6岁，二人从小相识，时相往来。太平军入湖南，两家共同避居湘东青山。郭力劝左出山，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后郭官翰林院编修，入值南书房时，左适因樊燮京控案濒于危难，郭大力活动解危。
　　不难看出，以上早期师友，对左宗棠的成长和事业发展，关系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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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幕府生涯。左宗棠在独立登上政治政治舞台前，先经历了一段幕府时期，为时近8年。对此段经历，他自称是“八年戎幕长啸”，并作了一番解释：“事变纷然，遽欲以一身任之，念所学未成，不能及远，权之不逮，不得自专，志在一乡一国，尚或庶焉。于是以己所不能者望之人，而出己之所谓能者辅翼而匡救之。庚、辛之交，犹此志也。”

　　这里所说的“事变纷然”，指太平天国起义为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庚、辛之交”，则指1850年至1851年间。这时，左宗棠已有志投身湖南巡抚幕府，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了。
　　左宗棠的幕府生涯，有两个方面值得一谈。其一是他的出山过程，很有点像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出山一样。1852年秋，太平军进逼长沙，左宗棠率亲族避居湘阴东山白水洞。新任巡抚张亮基还在赴任途中，就派专弁带着书信和礼品前往聘请他出山相助，同时委托胡林翼、江忠源、郭嵩焘等纷纷劝其应聘。于是左宗棠决意出山了。10月7日，张亮基进入已被太平军重兵逼围的长沙城；次日，左宗棠也由湘阴到达长沙。从此开始了他两佐湘幕、一佐鄂幕的幕府生涯。这是第一次入湘幕，为时约5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