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10 19:45:30

　　原文：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日期：2012-07-10 20:48:51

　　批：
　　大夫还是把话题重新转移到了边防问题上，而且用儒家“家天下”的观点来指出，善待边关的将士就该如同善待自家的子弟那般，“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并且在汉武帝时，因为有了边关的开支，少府才奏请开了酒榷（酒类专卖税）来补足不用。所以大夫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坚决反对把罢黜盐、铁、酒榷等的专营税，“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从大夫的话来看，汉武帝为了征匈奴、征西域可谓下了血本，把本属于皇家“私房钱”的少府收入也划归国库、用来补充军费不足。少府为皇家财务总管、按《汉书》分类属于“私官”，和当时主管朝廷公共财政的大农丞在服务对象上有明显区别。在具体税收范围上，两者划分还是有明确分工：大农丞主管农业税和地租等传统税收，而少府则主管工商营业税、关卡税和山川开矿资源税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中国的封建庄园经济解体和市场经济的成长始于战国时期，其主要表现在：井田的瓦解、隶农（又称农奴）转变为自耕农，这在所有制上为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提供了根本的保障；货币、尤其是铜钱的大量使用，为商品贸易提供便捷的交易中介；国家收入在形式上，从原先的农民出力为王公卿大夫耕种私田(以井田制为典型)的劳役地租，转变费井田、土地出产按一定比例上供的事物地租，再之后伴随商品货币化、实物地租逐步变为货币地租。在这巨大的经济基础变动下，商品贸易带来的工商业大发展，使得相关税收也大大增长、从原先一项无足轻重的税收变为举足轻重的一项收入。所以到汉武帝时，把少府税收中的一大块——盐、铁、酒榷归入国税、由大农丞来管理，才会显得如此重要、被大夫如此所看重。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汉时市场经济之发达，毫不逊色于同时期的地中海地区。

　　面对大夫动之以情的表述，文学们作何感想呢？
日期：2012-07-11 19:13:12

　　原文：
　　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日期：2012-07-11 19:45:15

　　批：
　　文学们当然不会被大夫所打动，他们还是坚持“以德服人”的路线。首先，他们提出：现在的周边环境已经完全不能和东周时列国纷争的局面同日而语了，“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既然外部环境已经不再危机四伏，那么何须大动干戈、劳师远征呢？其次，南越匈奴等南北异族所在地区很不利于农业发展，这些地方就算占了也没多大经济利益可得、反而成了帝国甩不掉的财政包袱，所以对外用兵是个得不偿失的亏本买卖，“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因此，文学们得出结论：与其武力征伐，不如用礼仪道德去感化他们、并同化他们，这样两厢情愿，何乐而不为呢？“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文学们的话从现在看来颇为荒谬：因为自秦汉到明清这两千多年来，来自长城以北的草原游牧部落对中原的威胁就从没消停过、南方湖广云贵两广的土司们也从没消停过，所以用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的话，肯定会怪罪文学们迂腐。但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们的言论也不无道理：因为在商周时，原本对中原威胁颇大的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都在春秋战国中被中原文明所融化，其中典型如鲜虞白狄建立的中山国、最终完全融入华夏文明中；到了西汉时，在今天黄河、长江流域，先秦时的四夷几乎都被华夏同化了，很难再找到原先的痕迹了。因此，文学们凭借历史的经验，自信能用中原文明来同化南北异族，也是有其历史前提、并符合逻辑的。

日期：2012-07-11 20:25:16

　　但凭当时人们的认识，显然还没意识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科学定律。草原民族之所以两千年来无法被华夏文明所同化，就是因为植根于农耕经济的华夏宗法礼乐制度，无法适应草原游牧经济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为什么西汉的宗法礼乐始终无法在先接触中原的匈奴鲜卑社会中生根、反而是后接触的西域诸国学得有模有样，因为西域的绿洲农业和中原的耕种灌溉农业是共通的、今天新疆地区的“坎儿井”就是中原农业技术在西域运用发展的历史明证。所以我们在此也不能苛责文学们迂腐，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古人如此、今人也如此。只有当大家通过不断尝试种种可能性、并最终积累了足够全面的经验教训后，人们才可能做出最合适的决定。但正是在这种盲人摸象般的不断“试错”下，人类才得以步履蹒跚的不断前进着，从“神农尝百草”到“摸着石头过河”无不体现着这种探索精神！

　　那么，面对文学们的责难，大夫又会如何面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