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人生——国史十三人物传略》
第12节作者:
嵩阳云树 秦始皇要是去吟诗作画,那肯定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同理,宋徽宗生在帝王之家,且不幸而做了皇帝,同样也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要做个手不沾权杖的名士,一定自风流。此无它,性格使然故也。陶渊明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无法胜任繁杂的吏职,于是“少日”,即“自解归”。
江州刺史倒有爱才之心,想出折中的主意,让他发挥特长做只管文书的“主簿”。陶渊明也一口回绝了去——不就,他不能因为己身的无法做为,误了一州的大事。
这就是陶渊明为官经历的第一次,相当的浮光略影。
日期:2012-05-10 08:21:14
四
自太元十九年(394),迄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几五年的时间里,陶渊明一直耕读于家。其间原配夫人去世,继娶翟氏。原配夫人育有四子,第五子为翟氏所育。五子排名: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
他在《责子》一诗中以调侃的语气这样数落儿子们: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粟与梨。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看来儿子们注定是不成器了,罢罢,且尽这杯中之物,任他们听天由命去吧。陶渊明似乎很颓废?实则他是寓慈于严,和我老父亲当年的做派一样,后来他作《与子俨等疏》就彻底泄露了他的心底。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儿子们应师学历史上的谁谁谁,应如何如何的相亲相爱。明人张自烈说:“(陶渊明)教子笃友之意,恳恳勤勤,读之蔼然可想。”
继室翟氏倒很夫唱妇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鉏于后”。可见这几年,陶渊明的生活确实是很清苦的,要赡养老人,儿子又小,所有的用度开支都得靠那一亩三分地,着实不容易。因此之故,他落下了不小的病根——抱羸疾,以至后来一直无法恢复过来。
隆安二年,陶渊明再次迎来做官的机会,是年冬,出任地方豪强桓玄的幕僚。这一次他一反常态的保持沉默,不再念叨什么亲老家贫之类。我猜测,他很可能是对桓玄抱有幻想。因为陶渊明的外祖父曾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而桓温则是桓玄的父亲,他们多少还算得上是世交。
关于陶渊明是主动进入桓玄的幕府,还是被迫应征,史无定论。北宋叶梦得说“疑其尝玄迫仕也”,主意是替陶渊明开脱,毕竟在反贼手下做过事。然而我认为,其主动的成份当占半成以上。因为隆安五年(401),他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在《游斜川诗序》中就提到:“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便有深深地时不我待之感。而当时,桓玄的反志未萌,就算已萌,但萌在他的核心班底,陶渊明自无由察觉到。
实则历史上的桓玄,一度是有匡扶晋室之志,就如之后的刘裕一样。只是随着形势的逼人与诱惑,遂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荆州之地兴兵进犯京师,公然撕破了脸来造反,次年,篡位自立为“桓楚”皇帝,将晋安帝流放到寻阳。
深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就在桓玄举兵造反的前一年,即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回家守丧,来春即发生桓玄的那些事。时间掐得比算计还准,实属不幸——其母孟氏病故——中的万幸。否则,倘陶渊明稍作迟疑或者陷身此事,无论他在历史上的名气有多大,决难逃脱历史的责难与身后的灰暗。
这是方向的问题,关乎未来。
日期:2012-05-10 20:11:02
五
元兴元年(402),陶渊明居忧在寻阳。时柴桑县县令刘程之,闻桓玄“谋逆始”遂弃官隐居,卜室庐山西林中,蔽以榛莽,不以妻子为心,自号刘遗民。陶、刘之间将有很多故事要发生,此待后文再说。而在此期间,发生在陶渊明身上的故事之一,便是充满浪漫气息的“虎溪三笑”。
上文提到庐山有东林寺,此东林寺是很久以前的江州刺史桓伊,特意为大德高僧慧远修建的禅寺。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世称远公。太元六年(381),慧远欲往广东罗浮山宣扬佛法,途经寻阳,见庐山幽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慧远时声名特盛,东晋权要甚礼佛之,桓伊遂为之建东林寺。
慧远自是居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宾游履,常以庐山前的虎溪为界。某日,慧远与陶渊明、陆修静语道,不觉过虎溪数百步。相当希奇的是,虎辄骤鸣,因相与大笑而别。北宋初画家石恪因之作《三笑图》,苏轼不无羡慕地跋之曰:“近於士人家,见石恪画此图,三人皆大笑,至於冠服衣履手足,皆有笑态。其後三小童,罔测所谓,亦复大笑。”
“得意忘言……其乐也天”,苏轼如是说。
且不管这个故事的真与假,他与慧远有交情,当是历史的真实。当然,在此期间,陶渊明的心情并不总是这样的愉快,沉郁就俘虏了《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首诗:
……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诗中对桓玄的不满与心中的不平之气,并不需要太过费劲的品咂。很可能基于这种情绪,陶渊明遂于兴元三年(404),从柴桑来到了石头城——与首都建康(南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投入刘裕的幕府,就任镇军参军。因为他听说“龙行虎踞、视瞻不凡”的刘裕,很有一翻雄心要匡复晋室。他果真做到了,一举击溃桓玄。不过,世事着实难以逆料,刘裕后来竟成了再版桓玄,而且比后者历害——变晋成宋。
在石头城,陶渊明写了《连雨独饮》、《停云》、《时运》诸诗,在《时运序》中他说:“《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看来他在刘裕幕府也还是孤独的,他想家人了。《停云序》曰:“《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
解决的办法可以有一个,那就是尽量离家近一点,是已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出为刘怀肃的建威将军参事。刘怀肃时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同年八月,其叔父、官居太常的陶夔,见他实在贫得叫人怜悯,遂推荐他出任“彭泽令”。
彭泽县与寻阳县同属寻阳郡管辖,两地相距不过百里。
这是陶渊明的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主政一方的经历,虽然只是一个县,但到底是主政一方。然而在彭泽令任上,陶渊明只干了八十多天,是年十一月,即自解职挂冠归去。
他如此的来去匆忙,一定有他的道理。
根据《归去来辞序》的说法,陶渊明的出任彭泽令,实是因为穷得揭不开锅,而他所以“自免去职”,则是因为他的妹妹程氏去世,急着要去奔丧,“情在骏奔”,故而出此下策。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出自沈约的《宋书》。寻阳郡派遣督邮至县检视,长官驾临自当重视,手下人劝他正式的场合自当正装相见——束带见之。然而陶渊明却抛下这句话:“我岂能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人乎?”即日解绶去职。
沈约甚至以小说家的笔法,演绎了一段似乎是很符合人物性格的故事。故事说,陶县令本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秫稻,来年即可有充足的谷物来酿高梁酒。可是在老妻的一再坚持之下,陶县令不得不作出让步,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口粮——粳。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沈约依据“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辞序》)这句话所做出的合理想象。因为陶县令纵然有是心,可是时令已在八月到十一月,哪来的适宜季节种秫与粳呢?倘真有争执,那也是要到来春的事,而来春,陶县令已还原为陶渊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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