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要是去吟诗作画，那肯定是上天对他的惩罚。同理，宋徽宗生在帝王之家，且不幸而做了皇帝，同样也是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要做个手不沾权杖的名士，一定自风流。此无它，性格使然故也。陶渊明是有自知之明的，他知道自己无法胜任繁杂的吏职，于是“少日”，即“自解归”。
　　江州刺史倒有爱才之心，想出折中的主意，让他发挥特长做只管文书的“主簿”。陶渊明也一口回绝了去——不就，他不能因为己身的无法做为，误了一州的大事。
　　这就是陶渊明为官经历的第一次，相当的浮光略影。
　　日期：2012-05-10　08:21:14
　　四

　　自太元十九年（394），迄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几五年的时间里，陶渊明一直耕读于家。其间原配夫人去世，继娶翟氏。原配夫人育有四子，第五子为翟氏所育。五子排名：俨、俟、份、佚、佟，小名：舒、宣、雍、端、通。
　　他在《责子》一诗中以调侃的语气这样数落儿子们：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好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粟与梨。
　　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看来儿子们注定是不成器了，罢罢，且尽这杯中之物，任他们听天由命去吧。陶渊明似乎很颓废？实则他是寓慈于严，和我老父亲当年的做派一样，后来他作《与子俨等疏》就彻底泄露了他的心底。他不厌其烦地告诫儿子们应师学历史上的谁谁谁，应如何如何的相亲相爱。明人张自烈说：“（陶渊明）教子笃友之意，恳恳勤勤，读之蔼然可想。”

　　继室翟氏倒很夫唱妇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鉏于后”。可见这几年，陶渊明的生活确实是很清苦的，要赡养老人，儿子又小，所有的用度开支都得靠那一亩三分地，着实不容易。因此之故，他落下了不小的病根——抱羸疾，以至后来一直无法恢复过来。
　　隆安二年，陶渊明再次迎来做官的机会，是年冬，出任地方豪强桓玄的幕僚。这一次他一反常态的保持沉默，不再念叨什么亲老家贫之类。我猜测，他很可能是对桓玄抱有幻想。因为陶渊明的外祖父曾是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而桓温则是桓玄的父亲，他们多少还算得上是世交。
　　关于陶渊明是主动进入桓玄的幕府，还是被迫应征，史无定论。北宋叶梦得说“疑其尝玄迫仕也”，主意是替陶渊明开脱，毕竟在反贼手下做过事。然而我认为，其主动的成份当占半成以上。因为隆安五年（401），他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在《游斜川诗序》中就提到：“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便有深深地时不我待之感。而当时，桓玄的反志未萌，就算已萌，但萌在他的核心班底，陶渊明自无由察觉到。

　　实则历史上的桓玄，一度是有匡扶晋室之志，就如之后的刘裕一样。只是随着形势的逼人与诱惑，遂萌生了不该有的念头。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荆州之地兴兵进犯京师，公然撕破了脸来造反，次年，篡位自立为“桓楚”皇帝，将晋安帝流放到寻阳。
　　深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就在桓玄举兵造反的前一年，即隆安五年（401）冬，陶渊明回家守丧，来春即发生桓玄的那些事。时间掐得比算计还准，实属不幸——其母孟氏病故——中的万幸。否则，倘陶渊明稍作迟疑或者陷身此事，无论他在历史上的名气有多大，决难逃脱历史的责难与身后的灰暗。
　　这是方向的问题，关乎未来。
　　日期：2012-05-10　20:11:02
　　五

　　元兴元年（402），陶渊明居忧在寻阳。时柴桑县县令刘程之，闻桓玄“谋逆始”遂弃官隐居，卜室庐山西林中，蔽以榛莽，不以妻子为心，自号刘遗民。陶、刘之间将有很多故事要发生，此待后文再说。而在此期间，发生在陶渊明身上的故事之一，便是充满浪漫气息的“虎溪三笑”。
　　上文提到庐山有东林寺，此东林寺是很久以前的江州刺史桓伊，特意为大德高僧慧远修建的禅寺。慧远是北方佛学大师道安的大弟子，世称远公。太元六年（381），慧远欲往广东罗浮山宣扬佛法，途经寻阳，见庐山幽静，足以息心，始住龙泉精舍。慧远时声名特盛，东晋权要甚礼佛之，桓伊遂为之建东林寺。
　　慧远自是居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送宾游履，常以庐山前的虎溪为界。某日，慧远与陶渊明、陆修静语道，不觉过虎溪数百步。相当希奇的是，虎辄骤鸣，因相与大笑而别。北宋初画家石恪因之作《三笑图》，苏轼不无羡慕地跋之曰：“近於士人家，见石恪画此图，三人皆大笑，至於冠服衣履手足，皆有笑态。其後三小童，罔测所谓，亦复大笑。”

　　“得意忘言……其乐也天”，苏轼如是说。
　　且不管这个故事的真与假，他与慧远有交情，当是历史的真实。当然，在此期间，陶渊明的心情并不总是这样的愉快，沉郁就俘虏了《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首诗：
　　……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诗中对桓玄的不满与心中的不平之气，并不需要太过费劲的品咂。很可能基于这种情绪，陶渊明遂于兴元三年（404），从柴桑来到了石头城——与首都建康（南京）之间尚有一段距离，投入刘裕的幕府，就任镇军参军。因为他听说“龙行虎踞、视瞻不凡”的刘裕，很有一翻雄心要匡复晋室。他果真做到了，一举击溃桓玄。不过，世事着实难以逆料，刘裕后来竟成了再版桓玄，而且比后者历害——变晋成宋。

　　在石头城，陶渊明写了《连雨独饮》、《停云》、《时运》诸诗，在《时运序》中他说：“《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独游，欣慨交心。”看来他在刘裕幕府也还是孤独的，他想家人了。《停云序》曰：“《停云》，思亲友也，樽湛新醪，园列初荣，愿言不从，叹息弥襟。”
　　解决的办法可以有一个，那就是尽量离家近一点，是已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出为刘怀肃的建威将军参事。刘怀肃时为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同年八月，其叔父、官居太常的陶夔，见他实在贫得叫人怜悯，遂推荐他出任“彭泽令”。
　　彭泽县与寻阳县同属寻阳郡管辖，两地相距不过百里。
　　这是陶渊明的一生中，仅有的一次主政一方的经历，虽然只是一个县，但到底是主政一方。然而在彭泽令任上，陶渊明只干了八十多天，是年十一月，即自解职挂冠归去。
　　他如此的来去匆忙，一定有他的道理。

　　根据《归去来辞序》的说法，陶渊明的出任彭泽令，实是因为穷得揭不开锅，而他所以“自免去职”，则是因为他的妹妹程氏去世，急着要去奔丧，“情在骏奔”，故而出此下策。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出自沈约的《宋书》。寻阳郡派遣督邮至县检视，长官驾临自当重视，手下人劝他正式的场合自当正装相见——束带见之。然而陶渊明却抛下这句话：“我岂能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人乎？”即日解绶去职。
　　沈约甚至以小说家的笔法，演绎了一段似乎是很符合人物性格的故事。故事说，陶县令本打算将公田全部种上秫稻，来年即可有充足的谷物来酿高梁酒。可是在老妻的一再坚持之下，陶县令不得不作出让步，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口粮——粳。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不过是沈约依据“公田之利，足以为酒”（《归去来辞序》）这句话所做出的合理想象。因为陶县令纵然有是心，可是时令已在八月到十一月，哪来的适宜季节种秫与粳呢？倘真有争执，那也是要到来春的事，而来春，陶县令已还原为陶渊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