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总还是要有思想上的某种动力，比如说功名利禄的刺激、对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或者其他某种信念的刺激，特别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更少不了一种精神乃至一种信仰的指导。那么曾国藩的精神支撑是什么呢？
　　曾国藩的思想是根治于传统理学的，当我们看到他取得的巨大成就时也不要忘了他还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大师，他作为理学实践主义者尽力将自己的信仰付诸行动做到言行合一。

　　曾国藩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及子女的教育，这是大家所熟知的；他赖以成名的湘军同样也是以传统旧道德为精神基础，利用乡土观念、宗族观念来提高战斗力；他引进西方工业文明、进行洋务运动的根据则是从儒家经典中的领悟出的经世致用思想。
　　在中国曾经有这么一批人，他们毕生践行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他们将“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自己人生的最高追求，他们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精英人物——传统士大夫。如果说曾国藩是一个文化符号的话，那么他代表的就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在中国传统士大夫中堪称完人。
　　曾国藩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精英人物，对自己的道德修为严格要求；在朝廷危机之时挺身而出匡扶社稷；在面对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高举经世致用的大旗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寻求强国御辱之道。所以曾国藩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讲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成功而是代表一种文化的辉煌，代表中国传统士大夫最后的辉煌。
　　这位传统理学熏陶下的晚清大儒、手握重兵的国家重臣、标准的卫道士，在国家危难之际，在面对思维方式、行为逻辑与东方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明之时，既能够坚守传统有所作为又能够以从程朱理学中领悟出的“经世致用”之学来改造旧社会，确实不愧为牛人曾国藩！
日期：2011-10-03　14:12:21

　　第三章第二次鸦片战争
　　（一）再次强硬对外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廷在外交方面忙着兑现条约承诺，其余的方面进展还比较顺利，但在通商口岸入城的问题上却颇费周折，特别是广州一地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国人也没能够入城。英国人在进入广州城时这么困难，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让英国人结束了在广东一直受气的局面，等到他们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广州，难免会让广东地区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产生抵触心理。
　　第二，《南京条约》的签订让广东地区的地方利益受到极大的损害。
　　鸦片战争前中国的一切对外贸易基本上都集中于广东一地（这里指的是海路），地方官吏无论大小都有发财的机会，现在通商口岸除了广州一地还有其余的四口，发财的机会当然就大大减少，官员们对洋人的感情就不那么好了。
　　商人方面也是一样，以前的进出口货物都由广州十三行经手，现在江浙一带的生丝、茶叶可以直接送到上海、宁波等地，他们的利益自然受损。商业的衰落也让经营运输业、餐饮业的小商小贩的生计渐渐没了着落，普通百姓也对洋人没有好感。
　　第三，由于文化的冲突。在当时的中国人眼里，外国人“鹰鼻、猫眼、红胡”、说话“叽里呱啦”，不类人型，被视为蛮夷。传统中国是有“禽兽之辨”的，只有行为举止符合圣人教诲的人才能被称为人，否则此人就与禽兽无异。而这些西方人信仰基督教无父无君、女士穿着暴露等很多行为都是严重违反传统礼教的，为当时中国之大忌，所以国人在心里非常看不起他们。
　　第四，朝廷内部主张强硬对外势力的上升。广州一地能够如此激烈的反对洋人入城，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朝廷内部主张强硬对外势力的上升。清廷虽然遭受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但是蒙受奇耻大辱的他们一直都希望能够雪国耻、尊国体，因此在战争结束后再次主张强硬对外。本来广东人就与外国人矛盾极深，现在又有朝廷做后台支持他们，广东一地在拒绝洋人方面最为激烈。
　　由于这些原因，广东人将英国人视为异类不让他们进城，英国人也“不蒸馒头争口气”非要进去不可，于是冲突非常的激烈。
　　当时广东的排外现象非常严重，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外出游玩时经常会被乡民出其不意的杀害。鸦片战争后的两广总督是主持过中英和谈的耆英，他对于仇杀洋人事件持坚决镇压态度、绝不宽容、杀人偿命，因为如此不加限制的发展下去肯定又会挑起新的中英矛盾。

　　为了缓和紧张的中外关系，耆英颇费一番心血，他曾主动提出收养第一任港督璞查鼎的儿子为“义子”；很高兴的与璞查鼎互换老婆的照片或画；在送别璞总督的那封信中依依惜别之情如同伉俪情深的小两口“……将来人们会说我们身虽为二，心实为一……，分袂在即，不知何年何地能再觑而快晤，言念及此，令人酸恻”。
　　虽然耆英比较理性的维护着脆弱的中英关系，但在普通民众和士大夫看来耆英是 “洋奴”，我们应该官民一致、强硬对外，怎么可以压迫国民以顺夷情呢？所以当时广东人对他攻击的非常厉害，非要他将洋人赶出去不可。
　　1846年迫于英国压力，耆英同意英国入城的要求。当时他派广州知府刘浔前去和英国人密商入城日期，结果当刘浔从英船回来之后，数千群众冲进知府衙门烧毁他的朝珠、公服，吓得他从后院跳墙逃命。当时民众的爱国排外情绪可见一番。
　　1847年英国人兵临城下要以武力手段强行入城，耆英迫不得已准许他们两年后入城，希望两年之后双方的矛盾或许能够得到缓解，入城也就不成问题了（看来这位耆英大人还是颇能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的嘛）。但是还没等到两年后兑现承诺，耆英就由于饱受各方面（包括朝廷大员）的攻击，在广东的处境一天比一天艰难，于是道光帝就调他入京，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
　　道光帝给继任两广总督徐广缙的上谕中第一句话就是“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当徐广缙写信给林则徐请教“御夷”之法时，林则徐的回答也是“民心可用”。时任广东巡抚叶名琛更是激烈的“剿夷派”，对待洋人的态度比徐广缙的态度更强硬。

　　1849年耆英答应的两年期限到了，英国人根据条约要求入城，但是遭到广州人民的一致强烈反对，道光帝的态度是“只准暂入，不准常住”。徐广缙经过再三斟酌，最后还是决定顺应民意采取抵制态度，组织民众进行抵抗，而叶名琛则自始至终都是坚决的抵抗派，一直都坚决反对英国人入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