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已经谈到过秦国崛起的关键因素。其中智力的因素六国已经有了，秦国的智力方面也是靠从六国引进。其他的，比如野蛮强悍的民风，这个无法学习，总不能让六国主动回到野蛮落后的状态。还有地理优势，这个也是无法学习的。所以六国根本想不到向秦国学习，就是很自然的了。
　　既然六国人和秦人都不觉得秦国有任何地方先进，也就不会重视商鞅，（如果商鞅在秦国名气大，那随着秦国的扩张，自然他的名声会传播到其他国家）。这个和我前面提到的商鞅在战国时期的名气很小或者说根本没有名气是一致的。
　　日期：2011-11-27　12:52:12
　　继续。
　　再来讨论一个经常误解的问题，谁是法家？

　　比如，许多书里面都说李悝是法家。我认为不对。我总觉得现代人把法家的定义范围定的太宽松太模糊了。战国几乎所有重视政策实用性的政治人物都被强行划入法家范围。虽然商鞅入秦的时候带着李悝的法经，但是这个只能证明李悝对商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不能证明李悝就是法家。正因为李悝制定了法经，所以他不是法家。因为法家不会去制定一个固定的法典。永远不可能出现诸如商鞅法经，商鞅法典，或者秦孝公法典之类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法经是李悝制定的，所以他不是法家。

　　　李悝从来就没有反对任何一个儒家观点的迹象，他也从来没说过自己是法家。其实从常理看应该这样说，他的个人信仰是儒，但在政策制定的时候重视实用性。
　　不是中国的儒家，法家这些思想派别出现了，每个历史上出现的政策就一定要划分到非儒即法的范围，因为世界不是除了黑就只有白。有很多事物既不属于儒也不属于法，甚至也不属于任何一个诸子百家的思想学派之内，这些都是完全可能的。包括郡县制和制定法令，这些都是中立的政策。都可以看做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不能认为使用这些工具的就一定是法家。李悝的尽地利之教，和制定法经就属于这些事物的范围。

　　吴起的情况也和李悝类似。由于‘吴子’这本书流传了下来，可以对吴起的思想有更确切的了解。总有人斩钉截铁的说吴起是法家，好象这个事情是天经地义的一样。可吴子书的开头就写的是吴起’儒服’而见魏文侯，很明显，与后人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自己是把自己当做儒家的。
　　书中写到，“吴子曰：“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有四不和：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不和于军，不可以出陈；不和于陈不可以进战；不和于战，不可以决胜。是以有道之主，将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什么意思呢？国家要先治理好才能出兵打胜仗，只有国家内部和谐了，国家才能治理好；军队内部和谐了，军队才能打胜仗。把和谐提到这么高的位置，这个是儒家观点应该没有疑问。

　　还有这句话：“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则兴，废之则衰，故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这些是儒家的观点应该也没有疑问。吴起对儒家的基本主张，包括道德，礼仪，仁义等，都是很明确的赞同的。
　　吴起对魏武侯说的那段比较著名的话，在德不在险，也是典型的儒家论调，和孟子的地利不如人和很相似。
　　书中所表达的儒家观点还有很多，总的来说，书中吴起对于治国治军的原则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文德和武备不但不矛盾，而且文德还可以扶持，促进武备。
　　这个和商鞅，韩非的基本观点有明显的冲突。我们知道，商鞅，韩非认为，文德和武备是矛盾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要提高武备，增长国家军力，就要消灭文德，文德没有的国家最强大。道德，礼仪，仁义，文化修养，对于治国治军一点用都没有，只能起到妨碍的效果。
　　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完全符合某一学派的纯粹思想。但是，即使不把吴起看作纯粹的儒家，不把他划为儒家的一部分，（因为他被曾参开除了），也只能把他看作一个有很多儒家影响痕迹的实用主义将军或者杂家。说成是法家就太武断了。因为他和儒家一致的观点比和法家仅仅是沾边的观点还要远多的多。
　　李悝，吴起都不是法家，魏国的强大也和法家没有任何关系。后人把他们说成是法家，甚至还有人把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也说成是法家，我估计，如果这些人他们自己知道了这个事情，会气的从坟墓里爬出来。只能说明后人的不严谨，武断，或者是为了达到政治宣传目的的居心叵测。

　　即使只把管仲，子产，李悝，吴起说成是法家先驱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比如，儒家说周公是先驱，那是因为孔子全盘继承了周公的思想观点，很难找到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如果把管仲，子产，李悝，吴起放在商鞅所在的秦国，由于他们和商鞅思想之间的巨大冲突矛盾，他们能否活下来都是个疑问。
　　日期：2011-11-27　12:55:22
　　因为这些历史人物从来都没说过自己是法家，所以后人违背本人意志给他们贴标签的时候应该比较谨慎仔细才对。首先应该给法家思想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范围，最起码要指定一个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作为标准，就象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墨家的墨子一样，再仔细的分析考证上述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并和法家的异同进行比对，最后才能下结论。但是，我从来没看到有人做这个工作。

　　在没有明确的定义和固定的标准下，即使孔子也可能被说成是法家。因为孔子堕三都，打压贵族，这个完全可以被说成是商鞅打压贵族的同类行为。还有孔子当鲁国的司寇，掌管司法，搞的路不拾遗，这个也可以说成是他重视法律的结果。如果不是孔子的思想很明确，尽人皆知是儒家的代表，如果他的思想主张象管仲，子产，李悝，吴起那样不是很出名，那他完全可能被说成是法家。

　　不需要理由，不需要明确定义和固定标准，实际上法家等于可以自己给自己随意规定成员，那当然是怎样对法家有利就怎样规定了。有成就的都归法家了，没有成就的就剩下给其他各家，这样是不公平的。最后形成了一种奇怪的状态，几乎春秋战国时期任何稍微有实际政治成就的人都被帖上了法家标签，却从来没人解释这样贴标签的理由是什么。

　　　历史从来就不是按照概念来运行的，相反，概念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很多人连谁是法家这个基本概念都没搞清楚，却到处用来随意对历史进行解释概括，怎么能不扭曲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呢？这样混乱的把人都划成法家，目的是什么？值得发出疑问。是想说明‘历史事实’证明法家很实用吗？暗示这些半吊子‘法家’都很能干了，那作为法家代表的商鞅，秦始皇一定更能干了？

　　这根本不是什么历史事实，只是一个概念游戏。一种自我循环绕圈子的伪证逻辑。我们只能发现到最后也没有提出任何实际证据，也没有任何经的起推敲的论证过程，论证就完成了。
　　日期：2011-11-27　13:00:46
　　我认为，法家其实是到战国中期，也就是商鞅，申不害，慎到这批人的时候才刚刚萌芽出现，这三个人可以称为法家的先驱。到了战国晚期，由于韩非的理论总结法家才正式定型。在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时候，法家还没有定型，所以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存在一个法家学派，他们互相之间的思想差别因此也很明显。这三个人中，当时最出名的是慎到，他是稷下学宫十几个著名学者之一。而商鞅，申不害虽然长期作高官，但从任何一个角度（学术，政治，军事，外交等等）来说，外部人对他们都根本毫无了解，也就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