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7-30 08:02:04

　　四
　　由上述两首诗，我们亦可以有这样的观察：唐伯虎未免把世事想得太过简单，仿佛他的高中状元，就如探囊取物一般。实际上，意志飞扬之后，不远处即有艰难险阻要他面对。
　　唐伯虎在进京赶考途中结识了一个名叫徐经的人，江阴巨富之子。这个人有点学问，擅长《周易》，文章也写得不错。但他到底是公子哥，随行就不甘寂莫地带上六名戏子，这很合唐伯虎的口味，遂并舟同行。
　　唐伯虎这一辈子倒霉就倒霉在放荡不羁上，倒不是张灵或者徐经，带坏了他，文征明就很守规矩，也没见把他带好了。说到底还是他个人的因素，他是太过自信，以致越过雷池而不自觉。在京师，唐伯虎果然有违苦读备考的常态，却是日日里高头大马，与徐经驰骋都中。公卿亦闻得江南唐伯虎的大名，都想结识他，于是“造请者阗咽街巷”。这引起了齐聚京师之举人的注意，进而是忌恨。其中最为潜在的敌人，竟是他的好友都穆，这且先按下不表。

　　前文已述，乡试之后，紧接着是会试。己未年会试的主考官是程敏政和李东阳，皆是饱学之士。回京复命的梁储，在一次酒叙中，向程敏政推荐唐伯虎：“仆在南都，得可与来者，唐寅为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毕其长，惟君卿奖异之。”程敏政表示同意：“吾固闻之，寅江南奇士也。”
　　向大臣推介异才，本属正常，科举制度在“常科”之外，就有“特科”的名堂，由大臣引荐，皇帝亲自主持考试，以网罗遗贤异能。而且当时的考试管理有如现今的高考，自有一套严格的管控制度，比如糊名。就是说，推介归推介，能否考上还得看个人的才学与造化。除非梁储得了好处，与程敏政暗中勾结，从中做手脚，比如泄题，或者在试卷中作记号之类。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梁储亦未牵涉此案。

　　问题是，唐伯虎在这期间很可能是通过梁储的引荐而拜访了主考官程敏政，这显然是犯忌之举。更有甚者，程敏政还给唐伯虎的诗集作了序，虽是文林风雅，但在感敏时期，难免给人以捕风捉影的口实。
　　如果事情仅止于此，也只能说明，程敏政做事还欠周全，这多少又与程敏政的个性有关系。弘治元年的那桩事是值得回忆的。有御史以暖昧之言中伤程敏政，明孝宗信以为真，诏令程敏政致仕。礼部尚书丘浚劝他自辩以明，但程敏政不以为然，真个回老家读书讲学去了。此事最终在弘治五年得到昭雪，程敏政复官。很可能是基于这种“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处世态度，程敏政才会不避嫌疑，接见唐伯虎。

　　然而平心而论，程敏政此举着实有欠考虑。人性向来复杂，并不是你心地光明，别人就敬你这光明而不招惹你。实际情形恰恰与此相反，心地不光明的人，往往喜欢招惹所谓的清流，要黑大家一起黑么，难不成就你白？特别是牵扯到利益关系的时候，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根据官方的记载，当时明朝廷的复杂程度不亚于人性，有个叫傅瀚的大臣，早已有意要夺取程敏政的位子，早已与“给事中”华昶蓄谋下套挤走他，只是苦于无从下手。就在这时，前面提到过的都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
　　都穆“少与伯虎交，最莫逆”，可见关系不一般。而唐伯虎为人又豪爽得胸无城府，也难怪，在老朋友面前侃点大山，吹吹牛，比如与程敏政的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实属人之常情。哪曾想，都穆是个心胸狭窄的人，竟将此事宣扬了出去，以至满城风雨。
　　华昶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了一道奏折，声称程敏政受贿“鬻题”，并内定唐伯虎和徐经为本科会元、亚元。一场大案由此酿成。根据《明孝宗实录》的记载，华昶的奏折递上去后，本科放榜的日子遂推辞至三月初二日，腾出时间是为了让李东阳接手阅卷工作。凡程敏政看中者，复由李东阳再阅。
　　三月初七日，李东阳奏报，唐、徐的试卷实未在正榜录取之列。也就是说，所谓内定一事，全属谣诼。为将事情搞清楚，明孝宗下旨将华昶与唐伯虎、徐经投入大牢，着“镇抚司”对问明白以闻，不许徇情。
　　“镇抚司”那可是锦衣卫的干活，到他手里，不死也得起老茧。唐伯虎事后回忆起来，犹心有余悸。他给文征明的信中就提到：“身贯三木，卒吏如虎，举头抢地，涕泗横集。”徐经公子哥，哪受得了这些的刑法，违心承认“敏政尝受其金帑”。四月二十二日，程敏政被投入大牢，但他一直呼冤不服。后经进一步查证，徐经实是屈打成招。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明孝宗以华昶所奏不实，调职南京。程敏政无罪开释，但勒令致仕。唐伯虎与徐经在交了“赎徒”之钱后得以出狱，旋又“黜充吏役”，发往浙江任小吏。
　　可怜程敏政在出狱四天后，受不了这样的羞辱与打击，以痈毒不治而卒。《孝宗实录》后来评论说：“言官驳其主考任私之事，实未尝有。盖当时有谋代其位者，命给事中华昶言之，遂成大狱，以致愤恨而死。有知者，至今多冤惜之。”
　　倒是都穆在这场风波中不仅毫发无损，且还中了进士，做过几任官。只是自此之后，唐伯虎誓与之绝交，吴中诸公亦薄其为人。都穆晚年亦深自悔恨，给唐伯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
　　何止伤害，其实是毁灭。
日期：2012-07-30 15: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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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弘治二年（1489），王阳明携夫人储氏归余姚，舟至江西广信时，他特地拜访了当地著名的理学大家——娄谅。
　　娄谅，字克贞，别号一斋，师从明初大儒吴与弼。《明儒学案》讲：吴与弼，号康斋，十九岁时觐亲于京师——明初首都在金陵，偶读朱熹所撰《伊洛渊源录》，慨然有志于道。因为他发现，“圣贤犹夫人也，孰云不可学而至哉！”遂弃去举子业，谢人事，独处小楼，玩《四书》、《五经》、诸儒语录，体贴于身心，不下楼者二年。
　　娄谅告诉王阳明的即是这个道统，就是说，“圣人必可学而至”也。

　　如何学习法？
　　答案在《四书》之《大学》。《大学》有八目之说，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阶梯分明，可勤修而至。
　　这就是宋儒所主张的格物之学。
　　王阳明闻言大喜，“遂深契之”——大为这个井然有序的体系所折服。于是，白天假装热衷于正经的“课业”——不得不对他父亲作出让步，晚间则番然另一幅模样：搜取诸经子史读之，多至夜分。功夫由是日进。
　　三年之后的弘治五年，王阳明随侍父亲于京师，遂开始了另一次关键性的亲密接触：遍寻朱熹遗书读之。

　　经过这几年的积淀，自认为其知识储备足够支撑起一次突破性的跳跃，王阳明于是作出一个决定：依宋儒格物之学所指示的门径，作一番实践的功夫。
　　宋儒不是主张事事物物自有其定理么。
　　王阳明环睹四周，认定修长而极富人文气息的竹子是最适合“格”的那个“物”。至于要从竹子中格出什么道理出来，他事先并不知道。事实上，他事后也没得到。非但没得到，且由于日夜盯着竹子发呆的缘故，还惹来不小的麻烦：
　　遇疾。
　　感冒，还是用心过度以至神志迷糊？
　　恐怕是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些——原因后面会讲到。
　　总之是，这次至关重要的失败，对王阳明的打击相当大，乃至全盘丧失信心，不得不悲伤地承认自己不再有成为“圣人”的那个资质。
　　自抢过教育大权十年之后，王阳明的这位状元父亲，终于等到并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成功说服王阳明“随世就辞章之学”。王华似乎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只不过由于太过猛力于“不可捉摸”的缘故，在可捉摸的“随世”，王阳明依然没有机会建立起他的自信，哪怕是可怜的安慰。因为来年春，他会试下第。

　　尽管缙绅知者“咸来慰喻”，当时的宰相李西涯甚至打气说：“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但接连两次的重量级打击，其心情的沮丧是可想而知的。
　　十五岁时，放肆居庸三关的经历，再次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不管是可捉摸的，还是不可捉摸的，他似乎又打算全部放弃，至少表面上是如此。于是，王阳明转而学起兵法来：
　　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
　　每遇宾宴，则聚果核列阵势以为戏。

　　人生总有无心之柳足以成事。正是得益于这次偶然的际遇，为他后来书生点兵，建立不朽功勋于国家，提供了可能。
　　这一年是弘治十年（1497），王阳明二十六岁。
　　当然，就心意来讲，要放下持恒那么久的目标，岂是容易事。问题是，王阳明既自念“辞章之学不足以通至道”，而“求师友于天下，又不数遇”。在那个时代，显然没有比王阳明更为高出的智慧，足以点拨其心中的迷津。
　　史料用了二个字来形容他此时的心情：“惶惑”，徬徨，疑虑，困惑，以及怎么办？
　　不得已再次求助于案头书籍。一日，忽有所悟于朱熹的一句话：“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至精，为读书之法。”这提示王阳明，之前的路子似乎有误。他自个总结说：此前探讨虽博，却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于是，王阳明以极大的热忱，依朱子的主意来持修。
　　结果是，他的内心并不因为一厢情愿而变成明朗——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却是“沉郁既久，旧疾复作”。这就足以说明，之前所说的“疾”，的确是他用心过度，以至在精神层面出现了某些微妙的变化。
　　这次谁劝也没用了，因为他的沮丧已暴增至极点，遂有“遗世入山之意”。
　　王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