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17　22:28:46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怖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卷风，这难免会让人想起事后朱元璋说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集团作战。当胡惟庸被“谋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牵涉面之广，需要参与的人员之多，付出的成本之高，都是其他行业无法比较的。朱元璋之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胡惟庸参与谋反案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从这张大网中挣脱，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结。。
　　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
　　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给自己打报告。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如果皇权与相权发生顶牛，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尚书任何事情不能瞒着皇帝，因为毕竟皇帝才是帝国一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条子，最后也得交由中书省来发布，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书省这一关的。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奔波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的官员。如此繁复的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往往会出现错误。
日期：2011-10-17　22:29:41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动一场大手术，但苦于找不到下刀子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刀子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亮了出来。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非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得到的消息。

　　消息的来源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摸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将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名声。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竟敢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王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王广洋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王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勇气可嘉。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王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还是博得了朱元璋的赏识。可令人遗憾的是王广洋并不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弹劾李善长失败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事后朱元璋将其重新放入中书省，但他的心性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蜕变。

　　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是逆境造就了人，困境磨练了人。汪广洋既无意再去困境里磨练，也无意参与到这场权力斗争的游戏中。在多年的宦海生涯中，最初的政治理想已经离他渐行渐远。
　　从汪广洋进入中书省的那一刻起，他就有着一种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朱元璋在帝国权力系统中的影响无处不在，而他也正在被朱元璋当枪使。自己当初能够挑战李善长，那么以后就可能站出来挑战胡惟庸，朱元璋看中他的正是他身上所具备的“勇气”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