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0-22　11:52:47

　　《明季北略》读书笔记之三十二——明臣风骨之刘宗周 [原创 2011-10-22 11:4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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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臣风骨之刘宗周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崇祯皇帝在中左门召集廷臣，讨论任用督抚平定乱局的相关事宜。
　　左都御史刘宗周也奉诏出席了这次会议。和崇祯皇帝单纯的想法不同，这位刚刚就职三个多月的新任左都御史早就联络朝臣准备营救姜采、熊开元两人，他认为这次觐见是个机会，所以做好了力争的准备。当然作为预留的讨价余地，他们的底线是，即便不能把两人营救出狱，至少也要促使皇帝同意将此二人从锦衣卫的诏狱移交到刑部的司法系统。
　　会上，崇祯皇帝首先询问大家对于督抚任用有什么意见，刘宗周上言：“贪诈之人误事误国，所以选择督抚一级的高官最要紧的还在于操守”一句话就把这个话题可能的“延伸”截住了。崇祯皇帝说：“才干也很重要。”一个强调操守，一个急于见功，话不投机，这个话题就此打住，皇帝把话题转向了时局，问大家对军事方面有什么建议。此时御史杨若桥推荐西洋人汤若望演习火器，又遭到了刘宗周的阻斥，说：“唐宋以前根本没有火器，自从有了火器，军队往往偏重专注于武器，反而忽视了人的因素，所以这也是一个失误。近来接连丢城失地，难道那些城邑都没有火器吗？更何况，我们用火器打敌人，敌人夺得了火器也能反过来打我们，河间县就是敌人使用火器攻破的啊。”皇帝不高兴了，变色沉声说：“火器终究还是中国的长技。”新任督抚的事儿搅黄了，火器的事儿也搅黄了，接着讨论现任督抚的去留问题。刘宗周说：“十五年来，陛下‘处分未当’，所以才有今天的败局。不从头追究责任，只是改弦更张，想采取短暂的措施以弥补当前的漏洞，并非长治久安之道。”皇帝不高兴了，说：“以前的事已经没法儿追究了，现在怎么办吧？”刘宗周的调子更高了：“陛下你应该开诚布公，公天下为好恶，合国人为用舍，进贤才，开言路，然后天下将会大治。”皇帝说：“现在，现在烽火遍布京城周围，而且国家败坏已经到了在这种程度，就说现在怎么办吧？”刘宗周接着绕：“要整顿军事必须先练兵，要练兵必须先选拔将才，要选择将才必须先选拔有操守的督抚，要得到好的督抚必须先让吏部、兵部有贤人。宋代臣子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这话可以看作是对今日政局的针砭啊。”说这话的时候，刘宗周丝毫不看皇帝那逐渐挂上阴云的脸色，绕了一个大圈子，然后点题，“当今朝廷任用官吏时，往往只看才干而不问操守，但从没听说过有操守不谨、德行有亏的人勇于任事还能令士兵敬畏的。按现在的标准选拔任用的这些人，为自己博取爵位没问题，为国家办事立功则不行，又于成败有什么裨益呢？”皇帝被绕得彻底无奈了，但仍然坚持说：“治乱济变的时候，应该先取才后重操守。”刘宗周说：“前人败坏，都是由于贪婪骄纵的缘故，所以从治乱的角度说，才更应该先重操守后取才干。”

　　这里插一句，小秋觉得，左都御史的职位其实是比较适合刘宗周做的。因为这个岗位的主要职责在于纠合不法，要的就是正人君子，就需要目下无尘、刚直不阿的人。同时，这个岗位还不需要处理直接接触国计民生的太过具体的事务性工作。这个位子，就是给刘宗周这样的人安排的。和之前的很多正人君子一样，刘宗周也是人文表率、道德楷模，但同样不是个办事的人：讨论督抚人选，极力强调操守，没错，操守不佳则难以成事，但是这立即又陷入了儒家学说的两个死结之一，操作方法——他们主张用“贤臣”，也提出了一整套培养“贤臣”的方法和程序，惟独没有提出一套发现、考察和辨识贤臣的办法；第二个死结是时间，中国两千二百余年的皇权社会证明，儒家思想能够慢慢地用以治世，但很难在短时间内治乱。如果在盛世治世，为君者大可不必着急，慢慢将养精挑细选，即便有看走眼的至少一网下去还能捞几个勉强像样儿的人才；反过来，时值乱世迫在眉睫之际，本来就民生凋敝，又求全责备苛责操守，何益呢？按刘宗周的观点，戚继光再世也是不能用的了，因为他“操守不佳”啊。相反，倒真没听说赵括有什么个人操守方面的问题，但是那能用吗？

　　总之，这个“才”和“守”的球在皇帝和刘宗周二人之间踢了半天，但具体人选的事情也算是黄了。无奈之下，皇帝让刘宗周先退下。正题还没说呢，刘宗周能退吗？他继续上言，要求释放之前被扔到锦衣卫手里的姜采和熊开元，对皇帝说：“姜采、熊开元两人当然不可和黄道周比，但朝廷对待言官向有定例，他们的话能用就用，不能用就不用，也不能因言获罪。而且东厂锦衣卫那帮人大多是一群听阉人役使的‘膏粱子弟’，根本不能轻信。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朝廷有私刑体现。更何况，即便陛下要侦讯贪赃枉法欺君罔上的事情，也不能不交由司法系统处置啊。”皇帝急了，仰视着房梁说：“东厂和锦衣卫也都是朝廷机构，哪个公哪个私？”命令刘宗周退下，但他坚持要求皇帝释放姜采、熊开元二人。皇帝大怒，刘宗周摘下朝冠拜谢，然后退下。后来朝命下达，姜采、熊开元廷杖，刘宗周削籍为民。本来，刘宗周是为了救人去的，结果一个人没捞出来，还把自己的官位丢了。现在想想，他是怎么救人的呢？先在“才”和“德”的问题上和已经火烧眉毛的崇祯皇帝扛了半天也没个结果，再说姜、熊二人因言获罪，又说锦衣卫是皇家私刑，最后说锦衣卫靠不住不可信。心平气和地讲，刘宗周有他的道理，而且这道理在任何时候拿出来都是经世济人的大道理，谁也不能说不对，但是身处那个时候，面对那个局面，听刘宗周这样一二三四地数落下来，恐怕换了谁是崇祯皇帝也都很难心平气和。所以，人是救不成了，自己也搭进去了。

　　这件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告一段落了，但刘宗周的故事并没有完。甲申国难时，刘宗周“徒步荷戈”前往杭州，面见杭州巡抚黄鸣骏要求“发丧讨贼”。黄鸣骏先让他“镇静”，刘宗周勃然大怒，说：“君父天子已经遭到非常之变，你以受命封疆的身份居于外地，不想着枕戈待旦同仇敌忾，还借口镇静，难道真的那么贪生怕死吗？”黄鸣骏当然知道这位鼎鼎大名的“平民”刘宗周，因此也不敢说别的，只有唯唯诺诺应承着。第二天，刘宗周又来了，还是那套话，黄鸣骏无奈，只得推说：“给天子发丧不是玩笑，怎么也得见到朝廷的‘哀诏’啊。”按理说，给天子发丧确实不是闹着玩儿的，万一你这边发了“丧”那边天子再报个“平安”来，这个玩笑可就开大了。但在这个时候，刘宗周一介文人都已经“徒步”到了杭州，作为巡抚的黄鸣骏不可能不知道北京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这话的真实用意是想把刘宗周引入官话程序，而一旦进入这个程序，可以预料地将是无休止的征询与等待。但人家刘宗周也是两榜进士出身，而且是万历二十九年三甲第五名！这就是说，在四十年前的人精考试中人家在全国人精里排名第六十五位。更何况刘宗周也在朝廷里混过，而且职务比他黄鸣骏高多了，对这种太极套路人家也倒背如流，所以刘宗周愤然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北京城已经陷于敌手，哪儿来的朝廷又有谁能给你发哀诏啊！”一下子把黄巡抚从官话程序里拉回了现实语境，黄鸣骏也看得出在这样的人面前再东拉西扯恐怕就得自取其辱了，所以只得按刘宗周说的办，在杭州为大明崇祯皇帝发丧。后来，由于觉得黄巡抚办事不力，刘宗周和前侍郎朱大典、前给事中章正宸、熊汝霖自费招募义军准备出师讨贼。即将出发时，福王在南京监国的消息传来，同时传来的还有起复刘宗周左都御史的命令。刘宗周以国仇未报的原因，拒绝接受职务，自称“草莽孤臣”，给南京朝廷上了很多奏疏。针砭时弊提出对策，但同时也得罪了南明当朝的马士英。

　　第二年五月，南京沦陷。六月，杭州沦陷。刘宗周移居城外，对从人说：“北京沦陷，可以死，也可以不死，因为我身在田园，而且中兴大明尚可期望。南京之变，主上自弃社稷，还可以说可以死，可以不死，因为还不是没有中兴希望的。今天杭州也沦陷了，老臣不死，还等什么呢？如果说自己不在其位可以不与城池共存亡，难道还不应该与大明疆土共存亡吗？这也是江万里所以死的原因啊。”离家辞别祖先墓地，船过西洋港时投身入水，由于水浅没有死，被船家营救了。之后，绝食二十三天。开始时还喝些茶水，后来干脆连续十三天滴水不进，于当年闰六月初八日殉国，终年六十八岁。在此之前不久刘宗周先生的门人祝渊、王毓蓍先后殉国。

　　简单补充一下：
　　祝渊，字开美，浙江海宁人。此人于崇祯十五年以应试举人身份上书言政，力救刘宗周。也因此被取消考试资格，后拜师并追随刘宗周。杭州沦陷时，祝渊的母亲去世刚刚下葬，他回到家后便自缢殉国。
　　王毓（“玉”音）蓍（“师”音），字元趾，浙江会稽人，刘宗周门人。杭州沦陷时，刘宗周绝食还没有死，王毓蓍致书刘宗周说：“先生还是早些自尽吧，千万别像王炎午一样吊唁了。”俄顷，有朋友前来拜会，王毓蓍问友人打算怎么办，朋友说要效仿陶渊明的故事，这是要悠游世外了。但王毓蓍说：“不然，我们都是声色中人，考虑得太久往往便难以自持了。”不几天，遍召亲朋故交，鼓乐笙箫大排筵宴酣畅痛饮。散席后，王毓蓍挑灯出门，在柳桥投水自尽，殉国。这是刘宗周殉国前一个月的事情。这位王先生，可谓勘透世事人情，自知本是“声色中人”，也知道“千古艰难唯一死”，眼见故国倾覆，自幼所受的教育又使先生不愿做亡国二臣，所以尽早死节。堪称伟丈夫！

　　前文刘宗周话里提到的“此江万里所以死也”的江万里先生，是南宋忠臣，江西都昌人。江老先生于南宋德祐元年也就是西元一二七五年二月，在居所饶州被蒙元军队攻陷后，以七十七岁高龄投水自尽殉国。另外，江老先生有一位再传弟子，叫文天祥。
　　王毓蓍提到的“毋为王炎午所吊”的王炎午，也是南宋臣子。曾于文天祥军中供职，后因父亲故去而归乡。文天祥兵败被俘后，王炎午撰文激励文天祥为国死节，慷慨激昂大义凛然。宋亡后，“终身不仕”，历四十五年，七十三岁寿终。这个就不用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