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01　11:55:43

　　（七）屈辱之行与北洋海军的覆没
　　清政府在经历平壤战役与黄海大战的惨败后，决计严守鸭绿江和渤海湾，但近三万人守卫的鸭绿江防线在日军的进攻下瞬息瓦解，而日军从渤海湾的登陆也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面对战场上一连串的溃败，清廷不得不考虑向日本求和。
　　就在日军开始进攻旅顺的第二天，清廷匆忙派德国人德璀林前往日本求和，试探和议的可能性。至于为什么要派一个外国人去，其中也包含着清廷的用心良苦。由于李鸿章考虑到日本必因胜骄横，如果派中国大员前去难免会受其轻视，所以才派了一个外国人德璀林。
　　德璀林到了日本后，日本以其为洋人，所拿的是李鸿章以个人名义给伊藤博文的信件并非国书，拒绝进行接待，并且声称非有中国名著望重的大员奉旨前来绝不开议，迫不得已德璀林只有返回。德璀林是回来了，但目的还是达到了，因为从日本人的答复中可以看出他们是不拒绝谈判的。

　　于是清廷就派户部侍郎张荫恒、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谈判。就在张、邵一行到达日本的前两天，日本政府在御前会议上通过了议和草案，大体勾划了日后《马关条约》的轮廓。
　　伊藤博文等人认为提出的条件比较苛刻，清廷不大可能接受，加之当时中国北洋舰队主力尚存，陆军方面还有大规模的有生力量，又嫌中国派来的张、邵二人地位不够重要从而怀疑中国的议和诚意，怕中国假借议和来套取日本的议和条件对日本不利，于是就决定继续战争进一步打击中国，拒绝谈判。这一切都注定张、邵一行将无功而返。
　　当张、邵一行到达神户后，日本政府故意让他们受到冷遇，官员的态度极为冷淡，前来围观的群众更是充满了敌意。当使团一行离开神户到达谈判地点广岛后，几乎成为被软禁的囚徒。使团的头等参赞伍廷芳是这样记述他们在广岛的境遇：
　　“初六抵广岛，令居旅店，同人分为三处，均有日弁兵坚守。有事出门，需先通知巡捕派兵前往，名为护送，实则防我窥其虚实底细。书信往来先拆阅而后送，其防闲如此，而居处直似牢笼，不令自如”。
　　中国全权代表大臣张荫恒要向北京发密报日方不准；中国国内打给议和使团的电报日方也一律扣押不送达，中方人员前往交涉时伊藤博文说“欲收发密电，须先将密码书送交译看，方可接递”。
　　伍廷芳对此发出感慨说：“我将卒苟能奋勇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此就彼而受其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但如果伍大人得知此时北洋海军正遭受日军的围攻、处境艰难，岂止是心如刀割？
　　广岛会晤后伊藤博文借口邵、张二人全权不足，拒绝再与他们谈判，随后日方又以广岛为军事重地不准敌方人员滞留为借口，要求中国代表团早日离境，并禁止中国使团使用明码电报与国内取得联系，不久又强行将中国使团驱逐至长崎。
　　中国使团到达长崎后通过美国驻日使馆同总理衙门取得了联系，清廷才得以了解事情真相。清廷让他们先别回来，准备按照日本的要求补办他们全权大臣的手续，但是日方不承认。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暗示清廷必须派恭亲王奕訢或者李鸿章为议和大臣，并且还有割地之权才能和谈，否则不必派代表前往。

　　这哪里是去议和，这分明是去日本让别人当猴耍！一到日本就受到无礼待遇；到了广岛又限制人身自由；还没开始谈判就说你全权不足、不够资格；当清廷准备补办全权手续时又说要派来位高望重的代表，很显然日本根本就没将张、邵一行放在眼里，可他们代表的也是咱中国呀！但偏偏这时我们的军队接连溃败，被日本人打的抬不起头，如此之屈辱！可怜的中国人啦！
　　就在张、邵一行暂留日本期间，北洋海军基本上被日军摧毁殆尽。北洋海军对于当时的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一点通过日本的军事行动就可以看出来，就像“看一个人的实力就看他的对手”一样，
　　日本对中国开展本土作战的时候，北路是由朝鲜进入我国境内；南路则是从海路而来，分别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进行了两次登陆行动。从辽东半岛登陆后的战略目标就是攻占北洋海军的重要军事港口旅顺；攻下旅顺军港后又组织兵力在山东半岛登陆，战略目标是攻占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威海卫；这两次登陆目的无非就是要彻底摧垮中国的北洋海军。
　　由此可见北洋海军对中国的意义绝对非同小可，要不然日本没必要花这么大的气力致其于死地呀！毕竟还是曾经的世界前十强呀！甲午一役就直接让这支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排名最靠前的海军就这样葬送在日军的炮火之下。

　　关于北洋海军的覆没，现在的主流观点一般都认为是由于李鸿章为了保存作为自己政治资本的北洋海军，实行“避敌保舰”的政策，以至于北洋海军株守威海卫军事基地被日军围歼。对这个说法持反对意见的人一直不少，实际上笔者本人也是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的。
　　笔者所见到的为李鸿章平反，写的最为翔实、可靠的一书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编辑部主编，许华主笔的一本小册子《历史爱好者丛书——甲午海祭》，现将其观点摘录如下：
　　许华在书中提出的观点就是：李鸿章当时并没有让丁汝昌株守威海卫军港，也没有对丁汝昌说“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而是多次直接向丁汝昌下达了北洋舰队在一定海域和一定条件下机动寻敌作战的命令；李鸿章实行的是“制敌保舰”的政策，而不是“避敌保舰”的政策。
　　实际上笔者以为在败局已定之际，李鸿章想保存北洋海军也无可厚非。毕竟北洋海军是清廷投资了几千万两银子，好不容易经营出来的一点海军基础，若像马尾海战一样全军覆没，清廷的海军建设基本上又一下子回到原点。以清廷当时的情形，若要再建立一支如此强大的海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虽然如此，但并不是说李鸿章对北洋海军的覆亡没有责任，绝对没有为他开脱的意思，请不要误解。李鸿章作为战争中主持大局的人物对北洋海军的覆亡肯定是有重大责任的，但追究责任也要追究到点子上去，并不是随随便便安个罪名就可以了。
　　中日海军在甲午战争中曾有过三次交锋，北洋舰队初次小损于丰岛，再受创于黄海，三则全军覆没于威海卫军港。虽然北洋海军在黄海大战中受到较大损失但主力犹存，还是有数次有利作战时机的，但让人遗憾的是北洋海军统帅丁汝昌屡屡坐失良机。
　　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历时14天之久，当时日军用汽艇牵引小舢板运送物资和兵员上岸，落潮时日军不得不跋涉长达2000余米的淤泥，行动极为艰难。丁汝昌在接到北洋舰队前往突击的命令后，听说貔（pi）子窝海面有日军的鱼雷艇活动竟不敢前往，只是在大连湾游弋一番便返回旅顺口基地。
　　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时，清军在一周前已经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李鸿章将之告之丁汝昌并且电令其带兵前往，但丁汝昌的表现较之上次更让人失望。就在日军在荣城湾登陆的几天时间内，丁汝昌始终呆在威海卫军港内不敢出来迎敌。当日军登陆成功后，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曾坦承，“如丁汝昌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上陆耶！”
　　当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成功后，就已经对北洋海军的大本营威海卫形成了水陆夹击之势。
　　李鸿章电令丁汝昌“……绝无株守待攻之理”、“若至水师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拼战，即战不胜或是能留铁舰退往烟台”，但却得到丁汝昌“除死守外无别策，至海军如败万无退烟之理，唯有船没人尽而已！” 的答复。丁汝昌下定了战死威海卫的决心，这也就注定了北洋舰队被日军围歼的命运。

　　从日军以海陆两面夹攻威海卫军港时起，丁汝昌只能寄希望于陆上援军前来营救。在此前一周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伊东祐亨曾经致书劝降，丁汝昌严词拒绝后，将这份劝降书呈递李鸿章以表明心迹。当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的南北帮炮台沦陷，海面被日本联合舰队封锁后，北洋水师提督署所在地刘公岛即被团团围住，所有船舰亦被围困于港内，与外界的联系全部断绝。
　　北洋舰队和刘公岛守军与日军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昼夜鏖战，处境日趋恶劣，但始终不见援军的到来。由于守军白天要与日军激战；夜晚要防备日军偷袭；弹药即将耗尽；伤亡人数不断增加；陆上援军杳无音信，以至于有相当数量的官兵士气低落、斗志瓦解。
　　就在此刻北洋舰队中任教的一些洋员从西方的道德观念出发，鼓动守军停战投降。大家都知道在西方国家中，战败投降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大部分西方人看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有时是长期得不到增援)投降并不是可耻的。
　　而这一提议刚好迎合了军队中一批贪生怕死之徒的口味，其中的杰出代表性人士就是水陆营务处候选牛旭炳。他和这些洋员一起煽动士兵前去逼降丁汝昌，丁汝昌当面严辞拒绝了他们的投降要求，并且还到外面安抚将士说援军就要来了，要求大家奋勇杀敌、坚守岗位。
　　在形势无法逆转之际，丁汝昌忍痛下令炸毁已经搁浅的旗舰“定远”号以免资敌。当天夜里右翼总兵刘步蟾悲愤难抑服毒自杀。刘步蟾为毕业于福州船政局的高材生，曾经留学英国，官居右翼总兵兼任 “定远”舰管带，即舰队的副总司令，地位仅在丁汝昌之下。由于行伍出身的主帅丁汝昌在海军方面是外行，因此北洋海军中很多实际具体事务都由精通海军业务的刘步蟾主持。
　　刘步蟾死后牛旭炳等人再次煽动士兵再次前来逼降，面对前来逼降的部分士兵丁汝昌只能是慨然道：“你们想杀我可立即动手，我怎么会吝惜这条性命！”。最后丁汝昌下令炸毁余下的战舰，以免落入日军之手，但是却无人响应，因为那是他们向日军投降时讲条件的资本。
　　万般无奈之下极度绝望的丁汝昌服毒自杀，随后北洋扩军统领张文宣、 “镇远”舰代理管带杨勇霖，誓不降敌、自杀殉国。丁汝昌死后牛旭炳和部分官员封锁其死讯，以他的名义向日军乞降。就在丁汝昌死后6天日本舰队开进威海卫军港，残存的11艘军舰除了一艘用来运送丁汝昌、刘步蟾等人的灵柩外，其余的10艘全部成为日军的战利品。

　　这支寄托着4万万中国人强国梦的舰队就以这种让人难以接受的方式灰飞烟灭，成为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