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濮之役，晋军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定霸中原，其原因是多层次的。首先，从静态上看，晋文公虚怀若谷，广泛征求并勇于采纳先轸、狐偃等谋臣的意见。主将先轸，一代名将，胆略超群，是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军事指挥家之一，尤其擅长大兵团会战。反观楚军，楚成王举棋不定，屡屡延误战机，战而不愿倾国决战，退而又不舍中原霸权。主将子玉，狂妄轻敌，刚愎不仁，又无良策奇谋，虽得帅位，实是庸才。其二，从动态上看，自战役之初，晋军主将先轸不就楚军之便，准确选择邻晋的曹、卫二国为突破口，大胆切入，进而将之作为日后与楚作战的基点。接着其又运用高超的外交谋略争得秦、齐两大强援，战略上孤立楚国，营造有利于己的态势。随后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深入，与秦、齐主力会合，集中优势兵力，伺机决战。同时，在战术上，先轸大胆“示形动敌”，将“避实击虚、分割围歼”等战法演绎得淋漓尽致，令人叹服。相比之下，楚军子玉的临战指挥则显笨拙，军情判断失当，直接导致此役楚军的败亡。其三，从军事思想上看，晋军始终以“诡诈”作为其指导思想，积极运用谋略，欺敌误敌。这与齐桓公、宋襄公的传统作战理念大相径庭，代表了当时军事指挥学的发展潮流。春秋末年兵圣孙武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提出了“兵者，诡道也”的著名命题。其核心思想可以理解为：战争是敌我双方为了一定利益和政治目的而进行地暴力对抗，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胜利。军事指挥者的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采用一切可以采用的手段，去夺取战争的胜利。战争固然是交战双方兵力物力的较量，更是双方指挥者智谋韬略的较量。该命题彻底否定了以“尚礼”为特色的商周军事思想，将仁义与军事相剥离，政治必须注重仁义，而战争只对胜负负责，这与如老子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不谋而合。为辅助这一作战思路，孙子结合前代战史，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前四法，以主动示形为主，使对手产生错觉；而后八法，注重因敌变化，欺敌误敌，从而到达“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兵者诡道”命题的提出以及“诡道十二法”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军事学的发展进入了全新的历史阶段，而城濮之役的案例积累功不可没。

　　日期：2011-06-07　07:13:25
　　春秋篇第十九崤之战
　　城濮之役后，晋文公觐王朝周，定霸中原，然则其霸业新立并不稳固。郑国天下之机枢，齐桓公当年每每定盟立霸，必争于此。故文公听取先轸之谏，联秦伐郑，欲借天地之形胜克制强楚，以畜国力，常霸中原。文公九年，晋文公、秦穆公合并围郑，以正其城濮助楚之罪。郑不敌，遂使大夫烛武说穆公曰：亡郑厚晋，于晋得，而秦未有利，晋之强，终成秦祸。穆公思虑再三，私与郑盟，背晋退兵。文公见失秦助，无奈之余罢兵而返。后二年，文公卒。郑有门人欲为内应，献城门予秦，穆公亦欲得郑，不听蹇叔、百里奚的谏阻，执意发兵袭郑，并以孟明视、西乞术及白乙丙为将。秦师一行向东，经晋地，过周疆，兵至滑地，正遇郑贾人弦高，其以十二牛劳秦师为缓兵之计，秦将惊而以为郑已有备，故回兵灭滑而去。晋将先轸见时机成熟，率军截击秦师于崤地，得全胜，虏秦之三将，史称“崤之战”。

　　崤之战中，秦军的惨败并不仅仅是晋军偷袭造成的，相反其内因更为主要。首先，起兵原因荒谬，兵将思想懈怠。秦军袭郑的直接原因紧紧是因为郑国一门人向穆公表示原为内应，往往敌国有重臣作为内应千里袭人都未必能够成功，何况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以此荒谬的理由，就使众多兵将冒如此之大的风险，孤军深入，可谓是穆公的一大败笔。且秦军上下对战争前景过于乐观，对所遇困难准备明显不足，甚至连一个备用方案都没有，更别说胜算于庙堂了。其次，外交失当。秦国携私利跨晋用兵，并未通知晋国，如此大的军事行动都未通知友邦，加重了晋国的不安；袭郑不成，竟灭晋之附庸滑，加之前次对郑用兵中两国积下的旧怨，致使晋国更加愤怒，故发动了此次偷袭。再次，秦军在此次突袭战中犯下的军事指挥失误是导致其全军覆没的主要原因。突袭是一种常用且行之有效的作战方式，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运用得当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明初靖难之役，燕王朱棣不与建文军过于纠缠，而率朵颜三卫千里奔袭，直导南京，一剑封喉，堪称此类战法之典范。翻阅典籍，奔袭战的成功战例比比皆是，但概括起来均具有三大特点。其一，“快”，即运动迅捷，兵贵神速是用兵征战的通则，尤其是在军队去国远斗，奔袭他国之时显得尤为重要；其二，“狠”，攻敌要害，突袭战往往不宜与敌人全线交战，更不可形成拼实力、拼消耗的局面，应尽量减少与对手不必要的接触，速战速决，攻击对手的要害之处，诸如指挥所、屯粮处等，此类地方敌方虽是防守严密，但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打击成功，便可动摇敌人的整个部署和军队的信心，进而左右这个战局。其三，“秘”，即隐秘突然，隐秘和突然这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体的，二者相得益彰，指挥者如利用好这对辩证关系，便可对敌产生巨大的心理压力，致使其心生恐慌，斗志瓦解。为了增强突袭的突然性，孙子主张在发起突袭前，封锁消息，取消一切通行符节，断绝各国使者往来，以期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目的。军事指挥上，古今没有一成不变的计策，但有些用兵的要领则是必须遵从的。反观秦国袭郑之战，秦军跨强晋长线出击，行军过于拖沓，竟大张旗鼓地通过周境，军士言行相当懈怠，屡犯兵家大忌，与突袭战“快”、“狠”、“秘”的三大要领背道而驰，以至于酿成崤山之败，不可不引以为戒。

　　日期：2011-06-10　07:39:20
　　春秋篇第二十函谷封尸
　　秦穆公三十二年，穆公不听蹇叔、百里奚等良臣的谏阻，一意孤行，出兵伐郑，果酿成崤山之败，没全师。孟明等三将俱为晋人所虏，幸有文公夫人文嬴多方周旋，方才得释回国。是时，秦国内部也是一片哗然，左右皆曰：孟明等三将指挥不利，丧师辱国，其罪当诛，请以军法裁之。然而，穆公力排众议，素服迎三将于郊，承认自己未听蹇叔、百里奚之言，以至秦军失利，并复使三将主兵，愈加礼待。孟明等将深感穆公宽仁，誓报崤山亡师之恨。虽说秦国君臣一心，但穆公的复仇之路绝非平坦。三十四年，穆公复使三将将兵伐晋，战于彭衙，秦军又败，引兵而回，被晋人戏称为“拜赐之役”。孟明自以为此番必死，谁知穆公全无嗔怪之意，依旧任以国政。孟明心感恩泽，同时也认识到秦国与晋国在国力和军力上的差距，故增修国政，勤演军卒，散尽家财，悼恤亡孤。至三十六年，穆公见时机成熟，与三将亲率秦军，东伐晋国，既渡黄河，尽焚其舟，以示必死。秦军将士斗志充盈，大破晋师，以报崤山之役。晋人见秦军众志成城，倾国死斗，皆坚守城池，不敢出战。于是，穆公于茅津渡河，直抵崤山，收尸骨葬于山谷深处，亲行祭祀，情感天地，三军无不坠泪。这就秦穆公“函谷封尸”的典故。其后，秦国重用由余、孟明等贤臣良将，万众一心，征伐蛮地诸戎，辟地千里，遂霸西荒。

　　秦穆公作为一国之君，对于崤山之败主动承担责任，不推诿，不回避，着实让人敬服。如此一来，不仅消除了自身的过错，而且使得孟明等三将对其君主的为人钦佩有加，均愿为其效力，以报其恩，故由此使得穆公的事业愈加发达，名声鹊起，德望远播。国人不再计较其袭郑决策之误，却争相为其效力，如此秦国何以不兴，穆公何以不霸？穆公此举真可谓是“明拙实巧”的妙招。假若穆公讳言失败，推诿求脱，一味地将失败归咎于种种客观因素或是三将的失职，表面上维护了君主的尊严，实质上却会使得上下离心离德，君臣关系疏远，甚至走向对立。若此，不仅失三将，亦失全秦。秦既无人才，又失人心，则永难与晋相抗衡，错误就会变得更大。君主若能领悟这个“欲盖弥彰”的道理，即使决策失误，但其过而能改，且主动承担失败之责任，非但无损，亦不失贤主之名。军事上虽遭受了挫折，但战略上却取得了胜利，即使打了多少败仗也都是暂时的，何况区区两次？由此可见，聪慧的君主办事，往往能够因祸而得福，转败而为胜，化不利为有利，化腐朽为神奇。《道德经》中用水比喻君德，“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天性惠利万物而无欲不争，又能处于众人所恶的低洼之地，故而与道相合。因而，君德如水，道在不避不争，有责而不以民避，有功而不与臣争，利物不言，处下不争，臣民感其恩仁，更爱其君，此大有益于治道——这就是明哲的思辨，圣主的心胸。

　　日期：2011-06-13　07:38:51
　　春秋篇第二十一赵盾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