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贤明的君主指导、驾驭群臣的手段主要就是刑、德两种，刑就是处罚杀戮，而德就是赏赐奖励。惧怕杀罚而追逐奖赏是人之常情，因此君主若能善用刑、德二法，定会在群臣中树立威信，借以掌控政局。但如果有权臣存于君侧，对于厌恶的人，其能从君主那里得到惩罚的权力而加以处罚；对于喜欢的人，其可从君主那里得到奖赏的权力而加以赏赐，如此臣民们就会敬畏实行赏罚的权臣，而轻视自己的君王。此时，君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君主反被臣子所控制，春秋末年晋国的灭亡不在于外患，而在于内忧。权臣众多，又分数党，长年争斗，致使君权旁落，是晋国灭亡的主要原因。春秋时，秦国实力虽然弱小，但君权强大，其强在于内；晋国实力虽然雄厚，但君权暗弱，其强现于表，时至战国，秦国最终通过商鞅变法一举确立霸主地位，而晋国却因为激烈的内部斗争而一分为三，常为秦、齐、楚所欺凌，故治国之道，君权不可不固，国家不可不和。

　　日期：2011-08-08　07:32:34
　　嬴秦篇第六河西之耻
　　春秋末期，吴国的兴起以及“三师疲楚”之计的施行，使得楚国在与吴国的长期拉锯战中，国弊民疲，自顾不暇，后来更有吴军袭破楚都，重创楚军，令其大伤元气，短期难以恢复。更重要的是，中原霸主晋国内部的六卿斗争，大大地消减了其固有势力，而韩、赵、魏三家分晋后，其任何一方的实力均无法与昔日的晋国相提并论，客观上又为秦国消除了一个无法逾越的对手，将列国的实力再度拉为均势，中国历史也由此步入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雄争霸的格局就此形成。然而，这七雄之内首先崛起、打破列国均势的并非最终一统天下的秦国，而是三家分晋后建立的新兴诸侯强国魏国。

　　魏国位于今山西西南、陕西东部及河南中、北部地区，建都安邑，其建立者文侯魏斯非常重视人才，任用李悝、吴起等一批贤臣，在七雄中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使国家日益富强。特别是，名将吴起为魏国打造了一支天下闻名的精锐——魏武卒。据《荀子•议兵篇》记载：吴起要求武卒能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驱百里，并且到达战场后，能立即投入战斗。同时，国家对入选的武卒给予很高的物质待遇，免除武卒全户的徭役和田宅税。武卒凭军功获取更高的爵位，享受更好的待遇。通俗地讲，魏武卒是一支具有优秀身体条件、精良军事装备、过硬军事技能和巨大物质刺激的部队，从实体到精神，其强悍的程度均是当时其他军队所不能比拟的。

　　由于国家战略的需要，魏国欲向西发展，夺取秦国东部的河西之地。为此两国间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魏秦河西之战”。周威烈王七年，魏国大将军吴起受命向秦国发动攻势，首先在河西少梁修筑城池，秦军见形势不利，立即发兵进攻少梁，阻止魏军修城。交战中，魏军以一部作为正兵抗击秦军进攻，并以另一部作为奇兵奔袭秦军两翼，大破秦军。取胜后的魏军并没有忙于追击残敌，而是继续筑城，囤积粮草，蓄势再战。秦军只得沿黄河边修筑防御工事，以阻止魏军向西扩张。在经过充足的准备后，魏军于周威烈王十三年再次向河西秦军发动进攻，深入至秦纵深的郑地附近，大败秦军。十四年，魏文侯不给秦军以喘息之机，又命太子击率军连续作战，攻克繁庞，驱其民而占其地。十七年，魏军经过三年休整，再度发起进攻以扩大战果，一鼓作气，连续攻克临晋、元里两邑，并在临晋筑城。十八年，魏军复克洛阴、邰阳两邑，亦在洛阴筑城屯兵驻守，尽占河西之地。秦军则退至洛水沿岸组织防守，并筑重泉城以阻止魏军继续西进。

　　魏武卒属于重步兵，攻守兼备，机动灵活，突击能力强，但美中不足的是作战突击距离较短。故而，河西之战中魏将吴起采用了先建立前进基地，再大举进攻，后不断移民屯田巩固根基，步步为营，不断蚕食的策略，在最大限度地发挥武卒奔袭能力的同时，通过建立城池兵站的方式，降低士卒消耗，弥补了步兵机动距离短的不足，成功地实现了进攻河西之地的战略目的，用攻城掠地的形式彻底的改变了整个春秋时期的战斗方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魏文侯还令吴起向北还夺取了戎、狄少数民族的大片土地，并在此设立上郡。至此，魏国完全控制了西北地区与中原交通的黄金通道，独擅关东之利，利用地理优势控制秦国同中原的交流，从中攫取暴利。河西之战可谓是秦国建国以来少有的丧师丧土的惨败，且魏国势力蔓延至河西地区对秦国的生存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日期：2011-08-10　07:34:14
　　嬴秦篇第七商君变法
　　战国之初，魏文侯重用李悝开展变法运动，改革政治，兴修水利，发展封建经济；并同时联合赵、韩两国，积极对外进行集体扩张，北灭中山，西取秦河西之地，给秦国构成致命威胁。文侯死后，其子武侯即位，然而对于秦国而言，来源魏国的威胁并没有随着文侯的死而消失，据《吴子》记载：武侯时期，秦国曾起倾国之兵伐魏，而吴起仅以武卒五万，兼车五百乘，骑三千匹，于河西大破秦五十万之众，这次“以一胜十”的经典战役深深地震撼了秦人的心灵，也使得秦人第一次认识到秦-魏的实力已不在处于同一层次，其间的差距是全方位的，并不仅仅修道保法那么简单，秦国若想在战国的风雨中继续存活下去，必须进行一次全新的尝试。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即位，决心对秦国军政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便广招天下贤士以求兴邦之策。卫人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受李悝、吴起等人影响专研以法治国之术，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并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商鞅所定的秦律不是一两条律令所能概括的，它是一套来源于魏国律令而又有所改进的律法，具体的内容如今已无从知晓。但《史记·商君列传》记载这次变法的内容主体：商鞅任秦左庶长之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从上述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立“耕战”为国策，建立郡县制，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彻底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根据个人军功的大小授予爵位，官吏须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

　　商鞅深知此次变法的力度是史所未有的，恐秦国上下对其可信性产生怀疑，延缓变法进行，为消除顾虑，尽快打开局面，其进行了两项权术表演。其一，变法之前，商鞅派人将一根三丈之木放于闹市，下令：“谁能把木头移至北门，可获十金”，老百姓纷纷来看，但都心存疑虑，无人去搬；随后商鞅把赏金加至五十金。果然有一人将木头扛起，搬到北门。商鞅如数地兑现自己的承诺，在臣民中确立了自己的信用。其二，新法推行后，秦太子犯法，商鞅刚正不阿，令太子的两位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为受罚，此举使得贵族、大臣等都不敢再触犯新法，同时在秦民中也树立了自身不可动摇的威信。

　　商鞅变法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迅速崛起于华夏之西陲，同时，由于新法推崇战功，秦人的血性被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军队战斗力空前提高。此后，秦国在对外战争中，国力进一步增强，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被动落后的局面。战国也由此进入秦人的时代，一个全新的格局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