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所颁布的新法是一种军政合一的新型国家法律体系，其高明之处在于紧紧抓住了封建国家的两大主题，对内促进农耕，以农为本发展生产；对外发动战争，以战养战拓土开疆。没有强大的农耕，没有充足的军粮作为保证，国家的军事实力是虚浮的，取得一两场战争的胜利是可能的，但要想长期称雄于诸侯是绝对不够的，更不用说统一华夏了。众所周知，军队的战斗力与士兵的积极性是密不可分，新法彻底打破了传统力量的束缚，在秦国建立了一套完成的军事激励体制，使战功成为维系家族荣耀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秦人的作战积极性。而连接“耕”与“战”的纽带就是强大而稳固的法制体系，这就充分地保证了社会的公平。当时，秦人若想在国内取得好的社会地位、赢得世人尊重，只有两个事情可做，一是从军为伍，二是投身农业生产，如此就使得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均集中于军、农两个领域，致使秦国核心力量得到最直接的发展，综合国力飞速提升。此外，商鞅的成功并不是历史的偶然，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秦国君权强大，虽然在春秋战国之交也出现过一些类似于列国的内部斗争，但秦国的君权仍是不可撼动的，秦孝公完全有能力发动一次自上而下的体制革命，这就为变法打下了坚实的政治保证。其二，商鞅自身取信于民的态度，“人无信不立”，自古以来，政治家们均将“信”视作称雄乱世的权术手段，开创盛世的政治基础。“小信成则大信立，明主基于信”，自变法之初，商鞅就非常注重对于自身威信的培养，从徙木小事做起，由小及大，逐步树立信用，取信于民，并严惩触犯法律的太子，彰显执法之公平，为新法赢得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其三，秦文化的自身特点，秦国地处中原文化和戎狄文化的交汇处，生存条件恶略，特定的地理环境铸就了秦文化兼容并包的鲜明特征。秦人从来不拘泥于自身文化的束缚，对外来的一切有利因素不具有排斥性，不仅积极吸收了来源于周朝先进文明，而且还在不断与戎族的交往与斗争中，融入了戎族的功利主义因素和君民一体的朴实作风，这些都为商鞅变法的成功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日期：2011-08-15　08:18:08
　　嬴秦篇第八齐魏争雄
　　商鞅变法使得秦国大治，农业飞速发展，国库充盈，军队战斗力大幅提升，迅速崛起于华夏之西陲。但若说此时草创的大秦锐士一定能够战胜显赫一时的魏武卒，笔者并不相信。原因在于，吴起所创建的魏武卒，训练有素，实战经验丰富，将帅指挥才能高超，更有函谷地势之利，进可攻，退可守，对于略显稚嫩的秦军来说，若想取胜，绝非易事。然而，在秦国变法前后的约三十年间，魏国自身的巨大变故，造成了秦-魏力量对比的反转，给了秦人东进绝好的良机。

　　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应该从魏武侯末年的魏国内乱说起。武侯末年，魏国相位更迭，政局不稳，公叔为相，娶魏公主为妻，谋害吴起。吴起不得已只得逃亡楚国，致使魏国流失了战国时期少有的将帅之才。后来，武侯卒，太子罃立与公子公中缓争立，引来赵、韩的外力干涉，最后虽因韩、赵意见不一，太子罃立得以平定魏乱，立为惠王，但内耗已大大损耗了魏国的实力，更重要的是，三晋诸侯的同盟至此名存实亡，韩、赵、魏三家实际上已势同水火。

　　魏惠王即位后，发动了一系列针对韩、赵的报复行动。据史记记载：“惠王二年，魏败韩于马陵，败赵于怀。九年，伐败韩于浍。十年，伐取赵皮牢。”在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之后，魏惠王既没有体恤臣民，休养生息，也没有动用外交手段，拉拢盟国或是孤立赵国，而是凭借一己之力，拜庞涓为大将军，置秦军进攻河西而不顾，于惠王十七年，悍然发动了针对赵国国都邯郸的大规模进攻。交战之初，魏军势头甚锐，赵军渐渐不支，只得求救于齐国。魏国经过一年的围攻，终于攻克了赵国的都城邯郸，此举震动天下。齐威王为了维持三晋均势，弱化中原，急命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领齐军精锐驰援赵国。此刻，孙膑，作为著名军事家孙武的传人，做出了“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卷，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的著名军事学判断，力谏齐王引兵疾走大梁，据其街路，冲其方虚，令庞涓释赵而自救。并于魏军必经之路设伏，以逸待劳，阻击魏军。威王从其计，令齐军急趋大梁，魏军果然放弃邯郸，回救大梁，齐军于桂陵大破梁军，一战而确立了齐国在列国中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围魏救赵”典故的由来。而魏惠王并没有量力而行，重内政，蓄国力，而是于十三年后，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只得求救于齐国。齐王再次命田忌、孙膑领军，出兵救韩。孙膑故计重施，挥师直走大梁。魏将庞涓得悉，去韩而归，因接受了上次被齐军截杀的教训，此次魏军回撤格外小心。孙膑见状，并未急于与魏国力拼，而是为田忌画策道：三晋之兵素来悍勇，轻视齐军，善于作战的人应该善于因势利导，顺佯敌意。兵法上讲，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趣利者军半至。我军正可以依此原理，减灶行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如此可令魏军轻敌冒进，便于我军伏击。田忌依计而行，庞涓果然以为齐军怯战，入魏国三日，士卒逃亡者过半，正好乘势追击，以雪桂陵之耻，故弃其步军，仅帅轻锐，倍道而来。结果，孙膑于马陵道设伏，全歼魏军，庞涓兵败自杀。这场孙庞斗智终以孙膑的全胜而收场，魏国由此沦为战国时期二流国家，直至灭亡，再难看到文、武二侯时的气象。

　　魏国的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庞涓轻敌冒进，指挥失当；孙膑多谋善断，用兵如神。但更深层次的来说，魏惠王的战略失误才是其根本原因。首先，魏惠王一改文侯、武侯时期“联三晋、斗天下”的国策，固然韩、赵率先干预魏国，但惠王完全有可能尽释前嫌，修好三晋，继续走三国集体扩张的道路。其次，魏国位于天下之中枢，四战之国，而秦、齐两国各有山河之险固，行兵中原，进退自如，对魏造成很大威胁，赵、韩两国并非急于进攻的对象。以笔者愚见，魏国当时在河西形式如此之好，就应当一举攻入渭河平原，复西周之故业，借天地之形胜，进而争夺天下，此为上策；齐国田氏代姜，国人多有不服，如果合三晋，东定齐国，横贯天下，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最后，即便决定首先向韩、赵发难，也应先着力进攻一家，但实际并非如此，惠王自视国力强盛，攻韩、赵，伐齐侵秦，几乎与天下为敌，造成了军事实力的无谓消耗，国体虚弱，故而后有土崩之难。古语云：天与不取，反受其咎。世上的机遇是禁不住魏国如此挥霍的，正是魏国的失败也就给了后起的强国以机会，照此看来，这个天下不将属齐，就当属秦。

　　日期：2011-08-17　07:11:59
　　嬴秦篇第九兵出函谷
　　战国前期，魏惠王不量国力，接连向赵、韩两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均为齐国的天才军事家孙膑所击败，太子被掳，主将庞涓自杀，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由此沦为战国时期的二流国家，直至灭亡，再难看到文、武二侯时的气象。当是时，地处西方的秦国推行变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正欲东向，挺进中原。商鞅以其敏锐的政治眼光看到了齐国两败强魏给秦国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若待魏国恢复国力，秦国东进又将困难。据《史记》记载，在齐-魏马陵之战的第二年，商鞅即上表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这段说词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魏国与秦国两国比邻，彼此互为心腹之患，自吴起侵占河西之地后，魏国据函谷天险，独善关河之利，强盛之时可以西侵秦地，衰落之时则可借函谷地利，退而自守，在两国竞争中，占尽先机。第二，魏国近来被齐军两度击败，国力巨损，正是可乘之机，且秦国日益强盛，正可一战而雪前耻。第三，函谷重地，天下的命门，秦国若能占据，进可东制诸侯，退可独霸关中，此为建立帝王之业的根本。正是基于此番分析，秦孝公决定拜商鞅为将，东伐魏国。魏惠王使公子卬率兵迎战。商鞅利用魏国屡挫于外，急于谋和的心理，因势利导，主动向公子卬示好，约定会盟后罢兵。公子卬果然上当，会盟之时，商鞅暗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并乘势进攻，大破魏军。魏惠王数破于齐秦，国内疲敝，只得遣使者割河西之地献与秦求和，并徙都大梁。秦国至此又重新夺回了河西这个战略重地，形成了“被山带渭，东有关河”的有利态势，为进取中原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秦国政治家商鞅以其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时机把握，为秦国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空，并于春秋战国时期，第一次道出了辅佐君主定鼎帝王之业的追求，且提出相对的法令规范，为秦国的崛起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其开塞耕战理论将战争的目的与生产的目的巧妙地结合起来，即战争必须为民众造福，使国家实力得到确实提升，为国家政治服务，不能使国家和民族的得到实惠的战争就是浪战，是无谓地虚耗国力。对于战争而言，应讲求“胜敌一阵拓土一分”，地广则更有利于农耕，发展农业经济；而对于农耕而言，应讲求奖励耕作，发展农业，农强则仓储充盈，更有利于持久的兼并战争，正所谓“胜敌而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