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充分肯定《三国志》的优点与价值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该书在创作上也具有两大不足：其一，欠缺公允性。唐朝房玄龄等奉诏撰写的《晋书·陈寿传》，在承认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的同时，又认为陈寿因为私仇而在书中有所表现。说“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又能完全排斥私心呢？陈寿对于诸葛先生的评价，固然有些片面，然而通过史实，我们也不难看出，孔明先生用兵水平确实逊于其政治能力，至少应该没有《三国演义》和民间流传中那么神乎其神。其二，多有曲笔与回护。刘知几在《史通·直书篇》中认为“当宜、景开基之始，曹、马构纷之际，或列营渭曲，见屈武侯，或发仗云台，取伤成济，陈寿、王隐咸杜其口而无言。”，批评陈寿和王隐在修史时对当权人物曹操、司马懿为之回护。客观上讲，陈寿的曲笔确实是存在的，而且不在少数，最为严重的曲笔则是“高贵乡公被弑”之事。但是，西晋时期司马氏推行高压统治，因有些人物与当时的统治者瓜葛甚深，故这种曲笔也确实是迫不得已；而有些人物与作者具有很大的利害关系，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评价的不公。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政治环境与作者本身只是表面原因，“作者距离修史时代过近”才是导致部分事实处理失度的根本原因，公允的环境和公允的心态对于史书的修纂是至关重要的。南朝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曾这样评价《三国志》，“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国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刘勰的评论充分反映出，与三国志同时期的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疏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的协调一致，史实性与文学性的辩证统一。

　　总之，《三国志》自成书后，虽存在种种先天的缺陷，使其与《史记》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陈寿凝练卓绝的文笔、严谨审慎的态度仍不失为中国最为优秀的史学家之一，也使得该书成为上乘《史记》、《汉书》，下启晋唐宋明各史的不朽巨制，至今仍是人们研究三国历史最为权威的资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日期：2011-10-13　07:10:37
　　三国篇第三《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其作者为元末明初的著名小说家罗贯中先生。该书自成书以来享有崇高之极的地位，不仅是中国“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之首，而且为古典“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之冠，被人们誉为“天下才子第一书”。

　　《三国演义》主要记述了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到“西晋灭吴统一天下”之间近一百年的历史，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曹魏、蜀汉、孙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主线，通过不同人物的塑造和众多历史事件的描述，加入合理的虚构与演义，反映了汉晋之交瞬息万变的社会形势，从而再现了这场“风起云涌、四海鼎沸”的历史变革。在该书的四百多个人物中，作者对于诸葛亮、曹操、关羽的塑造最为成功，影响深远：诸葛亮超凡出世，淡泊名利，算无遗策，用兵如神，具有济世救民、再造太平盛世的凌云壮志，被誉为贤相的化身；曹操既有雄才大略，又残暴狡诈，是一个极具诈谋权术的投机者和野心家，成为一切邪恶的代表，这与历史上的曹操是有所不同的；关羽神武盖世、义薄云天，战功显赫，被奉为世间武人的楷模。同时，《三国演义》描写了大大小小的众多战争，构思巧妙，手法多样，串联合理，气势恢弘，以赤壁之战的描写最为成功，曹操横槊赋诗、孔明草船借箭、周瑜火烧战船、关羽义释曹操等均已成为经典，至今仍被世人广为传颂。

　　罗贯中先生在创作这部不朽名著之时，对于历史的描述和人物的塑造只是其中一部分，更重要的是，他通过曹操、诸葛亮、周瑜、司马懿等谋略家的事迹将自身的谋略思想阐发出来，正所谓“以史言理”，更直白的说，《三国演义》中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只是表面，而作者自身军事、政治方面的战略、战术思想才是该书的精髓，故而我们断不能将《三国演义》简单地定义为一部历史小说，而应将其看成罗贯中先生的谋略战策集成才更为合适。其实，这个问题不是飞刀第一个看出来的，应该说也是老生常谈了。明末清初之时，满族将领们就将《三国演义》视作兵书对待，清廷假借崇祯之手杀死袁崇焕、招降洪承畴与吴三桂、以为明朝复仇为名进兵北京城等大多效仿《三国演义》中的计策。清朝末年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在定都天京（南京）后开办军校，当时的教材就是《三国演义》，名将李秀成、陈玉成则是这批学生中的优秀代表。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三国演义》也是非常熟悉与喜爱，其一生著书立说、报告演讲，均少不了三国的故事与人物，并将该书誉为一部活的兵法、一部形象的战争史。在五次反围剿时期、长征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主席都多次创造性地运用了《三国演义》中的军事思想，并获得辉煌的军事成就。

　　然而，当今很多历史学家和文化名人认为《三国演义》仅是小说家之言，不足为据，没有什么指导意义，同时又列举了一些演义中不合理的计谋与策略，以非议该书的应用价值。飞刀对于这一类的观点很不赞同：其一，所谓历史，大多是后人根据官方资料进行整理的，受到当时政府的影响很大，记录在册的未必就是事实，并且注书者多为儒士，很难将军事与政治权谋完整科学地记述下来。对于史书的研读，未必真的对谋略与思路能够有很大的提升。其二，《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是具有超越性的，作者“以史言理”，进而阐发自身的战略与战术思想，其思想内涵已大大超越了三国史实本身。是否与史实相符，只是外表，该书的内在精神才是重点。其三，三国爱好者水平不一，一些人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计谋策略理解得比较肤浅，应用不当，使得很多学者蔑视该书，以偏概全，给与了不恰当的评价。

　　飞刀受家庭影响，自幼喜欢百家典籍，对于兵法韬略略知一二。个人认为谋略的学习与掌握，离不开四本著作：《孙子兵法》、《道德经》、《史记》和《三国演义》。在此之中，《孙子兵法》与《道德经》是讲述战略思想的名篇佳作，前者贵刚贵速，后者贵柔贵久，蕴含了大量战略战术的真理，但缺点在于行文过于玄奥，不易理解，孤立地研读难度很大。《史记》为西汉大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著，作者乃秦国名将司马错之后，精通兵法韬略，后又在汉武帝身边作为中书令，了解大量军政机密，其著《史记》的行动又独立于当时的政权之外，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绝非后世史书所能比拟。该书中详尽真实的史料、恰当深刻的点评，正是后学者体会兵法韬略奥秘的宝贵财富。《三国演义》，正如飞刀前文所述，是元末明初罗贯中先生阐述其政治、军事思想的不朽著作，该书对于历史事件的调整，大多是为了突出谋略的作用，绝非天马行空地随意更改。博弈如搏战，以象棋为喻，《孙子兵法》与《道德经》就如同象棋中的棋经（如，《棋经论》），阐述谋略的大原则、大方向；《史记》则是名手对弈的实战记录（如，《胡荣华精彩对局集》），虽招法高超，但偶然性与真实性并存，不易掌握；而《三国演义》本是小说题材，可以根据作者的心意对史料加以剪裁，更好地将谋略招式展示出来，突出谋略的原理所在，这就相当于象棋中的残局名谱（如，《韬略元机》）。在棋手的成长中，理论、实战谱与残局谱缺一不可，同样，谋略的体会也需要从这三个层次着手进行，以谋略理论为指导理解故事与史实中的原为真相，从故事与史实中不断体会谋略理论的精髓所在。人们对于谋略的学习，如果只偏重于兵法理论的研读，脱离史实实际，一味咬文嚼字，容易造成纸上谈兵；相反，如果只偏重于策略本身的套用，不明其成功的原因，一味的照猫画虎，亦很难有所作为。相比之下，《三国演义》以白话为主，故事生动，深入浅出，更有利于各层次爱好者开阔思路、了解权谋，因此，随着人们对其理解的日趋深入，该书势必将发挥更为显著的作用。

　　日期：2011-10-17 7:57:00
　　三国篇第四军政形势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北宋苏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