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冬，由于尖锐的利益冲突，公孙瓒与袁绍两大集团爆发了著名的“界桥之战”，《三国演义》中称为“袁绍盘河战公孙”，似乎两军并未分出胜负，而且公孙瓒还得了赵云这员虎将，但事实上是公孙瓒军败了。据王粲的《英雄记》记载，袁绍迎击公孙瓒，双方合战于界桥南二十里处，公孙瓒以步兵三万馀人结成方阵，分两翼各五千骑兵、左右呼应。侧翼骑兵的中心主力为著名的“白马义从”（即公孙瓒以白马所组成的骑射丨精丨兵）。一提到袁绍手下骁将，喜欢《三国演义》的朋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颜良、文丑，或者张合、高览，其实麴义是一个被演义忽视了的、且在正史中分外强悍的人物。面对公孙瓒大名鼎鼎的幽燕突骑、白马义从，麴义仅以八百“先登”死士（步兵）与弩兵数千人应战，袁绍则集结数万步兵以为后援。公孙瓒因麴义兵少而轻敌，命令两翼骑兵发起进攻。古时候，骑兵的作战特点在于其高度的机动性与强有力的突击能力，利用马匹奔跑时的冲击力压制对手进攻或是冲散对方阵型。是役，麴义利用步兵成功地牵制住了公孙瓒的骑兵部队，大大阻碍了公孙瓒骑兵的突进，再加上中军强弩兵的激射，公孙瓒的两翼骑兵前进受阻，致使骑兵应有的冲击力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后军步兵主力的攻击下，袁绍军反而赢得了战斗的主动，斩杀公孙瓒任命的冀州牧严纲及手下千馀人。公孙瓒军大败，兵退界桥，曾欲发起反攻，结果又被麴义攻破。麴义一直攻至公孙瓒兵营，拔其牙门旗竿。至此公孙瓒军队完全崩溃。在袁绍数万步兵与敌混战期间，公孙瓒残余骑兵攻至并包围袁绍所在。当时袁绍仅有数十强弩兵，百多持戟步兵。只因公孙瓒兵不知袁绍身份，不敢恋战，在麴义引兵来救时就仓促撤退了，是役袁绍可谓有惊无险，获得了胜利。“界桥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以步制骑”的经典战例，该战役的胜利，使得袁绍成功地阻止了公孙瓒的南侵态势，大大挫折了幽州集团的锐气，为其在冀州树立稳固的统治根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战之后，双方仍然争战不断（如龙凑之战、巨马水之战），战争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以双方互相耗尽兵粮及董卓借汉献帝之名遣使和解告终。

　　公孙瓒是东汉末年的地处王朝边陲的军官，在天下大乱之际，利用手中的兵权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干预朝政，擅自任命冀州、青州、兖州等州牧，配置郡首县令；不恤百姓，漠视民众疾苦，致使民怨沸腾，与董卓似有颇多相似之处，军阀气息浓郁。所不同的是，其尚没有机会入主朝堂，左右天子。不可否认，由于公孙瓒与刘备的良好关系，使得罗贯中先生在“演义”中多用曲笔对瓒的为人有所美化。此外，在东汉末年诸侯争雄的乱世之中，公孙瓒只知道一味地蛮干蛮斗，缺乏济世救民的人生目标、怀柔致远的政治策略与刚柔兼济的外交手腕，在初期的竞争中虽侥幸占得一定先机，但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搅局人，随着竞争的不断深入，没有广泛民众支持和坚实经济基础的割据势力是很难在后期的竞争中有所作为的，最终也难逃被人兼并的命运。

　　日期：2011-10-26　08:01:41
　　三国篇第七士人之望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门望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其父亲袁逢，官拜司空；叔父袁隗，官拜司徒；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将（早逝），绍本是庶出，过继于袁成一房。袁绍自幼生得英俊威武，甚得袁逢、袁隗喜爱，凭借袁氏“四世三公”的威望与势力，年少便为郎，不到二十岁出任濮阳令。袁绍为人能够折节下士，在士人当中威望颇高，与张邈、何颙、许攸等人私交甚厚。中平五年（188年），汉灵帝在国都洛阳招募壮丁组建了一支新军，借此分散外戚大将军何进的兵权，抑制外戚势力。新军统帅部共设八校尉，因统帅部位于西园，史称“西园八校尉”，袁绍被任命为“中军校尉”，在新军中地位仅次于深得灵帝信任的“上军校尉”宦官蹇硕。宦官势力的极具上升引起了以何进为代表的外戚与氏族集团的强烈不满，并在灵帝去世后，主动发动了针对蹇硕的刺杀行动，拥立少帝刘辩，并招西凉董卓率外兵进驻洛阳作为援应。后来，何进也在这场宦官与外戚的争斗中被张让等“十常侍”所杀。危难之时，袁绍接管了八校尉，杀尽宦官一党，结束了东汉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宦官政治。190年，刚刚平定了“黄巾之乱”（余波未尽）与“十常侍之乱”的东汉王朝又遭“董卓之乱”，中央大权逐步落入董卓等西凉军阀集团的手中。入主中央的董卓为人残忍嗜杀，倒行逆施，废黜少帝，立陈留王刘协为献帝，自封为相国，众多中央官吏均被迫屈服于董卓的淫威之下，但袁绍以士人特有的气质拒绝与其合作，悬节洛阳东门，愤然出奔山东，招募义兵共同讨伐董卓。

　　当时，袁绍不顾个人生死“诛杀宦官、义气抗卓”的壮举，在山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长期被宦官压制而又忠于东汉王朝的士人竞相归附。因此，袁绍的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并联合山东各地方势力讨伐董卓。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关东州郡起兵讨董，推举袁绍为盟主。袁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河内，韩馥留邺，供给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与曹操屯酸枣，后将军袁术屯鲁阳，这也就是《三国演义》中“十八路诸侯讨董卓”故事的由来。虽然“反董联盟”因山东诸侯利益不一而最终瓦解，但袁绍在士人中的领袖（至少是精神领袖）地位已然确立，当时沮授、田丰、许攸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都加入了“袁绍集团”，一时间可谓是人才济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董卓已经挟献帝退入关中，袁绍还军延津，公孙瓒率步骑两万人在东光南大破青州黄巾，斩首三万余，威名大震。袁绍在谋士们的建议下，利用冀州牧韩馥恐惧公孙瓒的心理，便派遣说客高幹、荀谌游说韩馥，劝其让出冀州。韩馥迫于形势只得让出州牧一职；袁绍不费一兵一卒，代领冀州牧，并在“界桥之战”中以弱胜强，击败南下的公孙瓒集团，成为了冀州的实际控制者。冀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是当时中原综合实力最为强盛的地区。此后，据《三国志》记载，谋士沮授向袁绍建议：“将军弱冠登朝，则播名海内；值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勃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撮冀州之众，威震河朔，名重天下。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於西京，复宗庙於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比及数年，此功不难。”沮授是三国时期不逊于荀彧、诸葛亮的杰出政治家和战略家，不仅设谋画策大局观好，而且对于兵法也很有研究，官渡之战中的其提出的许多合理建议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沮授对于时局的把握与判断也是十分精准的，例如上述这短短一段说词，就为袁绍勾勒出“以冀州为基础，统一河北四州，外和诸戎，内迎天子”的宏伟蓝图，为袁绍集团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至此，袁绍在军事和政治、战略和方法上均已争得先机，又获得了冀州作为强大的经济支持，为其日后“统一河北、逐鹿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界桥之战”后，袁绍、公孙瓒双方仍然争战不断，接连爆发了“龙凑之战”、“巨马水之战”，历时两年，以双方互相耗尽兵粮及董卓借汉献帝之名遣使和解而告终。此后，公孙瓒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吃掉袁绍集团，故决定转为守势，退守幽州，不再轻易出兵南下。我们不难看出，虽是双方互有胜负，但这对于袁绍集团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原因在于，公孙瓒的优势在于他的军队训练有素，步骑结合，攻击力强；而袁绍占据民生富足的冀州，物资充沛、兵员充足。战争一旦陷入僵持，经济实力占优的袁绍集团必然胜利，只不过是时间长短而已。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曾在隆中草庐针对当时的天下形势为刘备进行了一番分析，认为：天下大乱之后，曹操占“天时”，孙权占“地利”，而刘备则应该占“人和”。然而，实际上自“董卓之乱”后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人却是袁绍。首先，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十常侍之乱”和“董卓之乱”这三场接踵而来的军政变乱，给了袁绍前所未有的机遇，借助天下大乱、皇权暗淡的时机，依仗家族旧有影响，迅速发展，连续扩张，占尽“天时”而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其次，袁绍利用冀州牧韩馥恐惧公孙瓒的心理，便派遣说客高幹、荀谌游说韩馥，劝其让出冀州，成为了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的超级大州的州牧，获得了“地利”的优势；其三，袁绍利用“诛杀宦官、义气抗卓”的行为，为自己在士大夫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心与舆论的支持，算是取得了“人和”。“天时、地利、人和”三点袁绍均已占尽，最终却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可见，世间的政治与军事斗争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过程，断不能仅凭几个简单的要素来衡量的，占据优势只是说胜算更大。故而，飞刀认为：“战前只有可胜的战役，没有必胜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