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布军进入兖州是曹操生死存亡的一个重要关头。当时，只有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范（今山东范县东南）、东阿（今山东阳谷东北）两县尚在曹操掌握之中，分别由荀彧、程昱和夏侯惇等坚守，形势异常危急。如果曹操的兖州根本为吕布所破，或者其回救而其主力军队被吕布歼灭，则曹操真的就要没有立锥之地了。《三国志·魏武帝纪》记载，曹操从徐州赶回，听说吕布屯于濮阳，认为吕布“得一州，不能据东平，断亢父、泰山之道乘险要我，而乃屯濮阳”是无能之举，遂进军围攻濮阳。后世很多史评家均认为吕布此举是个败着，其实细想起来倒也未必。吕布所统军队的精华是他的骑兵，利于开阔地的突击作战，而不适合在峡谷险山之间周旋；此外，兖州尚有三座大城没能征服、荀彧、夏侯惇等绝非等闲之辈，若冒然出动主力据曹操于兖州之外，很可能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窘境，局势反而难于控制，不如集中兵力以逸待劳，直接诱曹军决战，凭借骑兵的优势一举击破其主力，借此平定兖州全境。史实上也是相似的，吕布军与曹操军合战，吕布出动麾下骑兵直突曹军。出乎曹操意料的是对手的骑兵非常精锐，在这些精锐骑兵的冲击下青州兵的阵势动摇了，曹操在这场战斗中也受了伤，幸得手下相救才能全身而退。这就是《三国演义》上大肆渲染的“濮阳城温侯破曹操”一役。但是，曹操手下兵马本来不弱，本人又是善能用兵的人，这一场败仗到不至于使其一败涂地。曹操回到大营后，自力劳军，制备攻具，再次进攻濮阳，二军相持了百余日，蝗灾大起，双方停战，曹操军还鄄城。兴平二年（195年）春，曹操整军再战吕布，在定陶击败吕布军。五月，曹操向驻屯于钜野的吕布军薛兰、李封部主动发动攻击，吕布亲往援救，但被曹操击败，斩薛兰、李封，吕布退走。曹操驻军乘氏，得知徐州牧陶谦去世，打算夺取徐州，等夺取到徐州之后，再回军攻击吕布。谋士荀彧阻止道：“昔日高祖保有关中，光武据守河内，以其作为根本进而控制天下。如此则进可胜敌，退可休养，故而，虽有一时的困顿失败，但最终完成了统一大业。将军根本在于兖州，以‘起义兵、拯救山东’为名在当地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影响。而且黄河与济水之间，是天下要冲，暂时残破，却仍可以自保，正是将军的‘关中’‘河内’，不可不先寻求它的安定。而今，已击破李封、薛兰，如果派出一支特遣部队，向东攻击陈宫，陈宫必然不敢再起西进的念头。然后，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动员所有军民，收割熟麦，储存粮秣，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就可消灭吕布。之后，跟南方的扬州缔结同盟，共同袁术，就可以控制淮河、泗水。如果不考虑吕布的威胁，即行向东攻击徐州，陶谦虽死，但州府官员迫于我方压力必将更加团结，内呼外应，一时见恐难平定。我军后方留兵太多，前方便会感到不足；后方留兵太少，势必征召人民入伍，保护城寨，则百业停顿，民众疲敝。一旦吕布乘虚而入，人心必然动摇。到时候，恐怕我们辛苦收复的城池又将丢失，将军真就无家可归了。天下事情常有取舍之抉择，而抉择的标准在于，选取重大的，放弃微小的；选取安全的，放弃危险的。观察当前形势，权衡利害，必须考虑兖州根本的稳固，才可以实施。”曹操听后深以为然，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并集中兵力与吕布会战，于巨野（今山东巨野南）大破吕布军，吕布逃往徐州投靠刘备。吕布与曹操的“兖州之争”就此告一段落。

　　了解三国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陈留太守张邈是和曹操最有交情的人。曹操的起义兵讨董卓，张邈是最先支持他的人，曹操入主兖州也得到了张邈的鼎力支持，而在第一次进攻徐州时操又将家小托付给张邈，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张邈最终背叛了曹操呢？飞刀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早在联合讨董之时，袁绍既为盟主，有骄矜色，张邈就曾正议指责袁绍。袁绍心中很不高兴，并指使曹操杀掉张邈。而曹操并没有听从，为此还得罪了袁绍。张邈知道此事后，非常感激曹操。但随着曹操和袁绍联盟关系的确立，出于征伐徐州的需要，二者关系更是越走越近。此时张邈与吕布的交往再次得罪袁绍，因此畏惧曹操为了拉拢袁绍而将自己杀死，心不自安。其二，前任九江郡（安徽省寿县）首陈留郡人边让，曾经讽刺抨击曹操，曹操听到后，恼羞成怒，诛杀了边让跟他的妻儿。没想到边让这个人知名度很高，是当时名士的代表人物，在士大夫中影响甚大，他的死引起兖州士大夫的震恐与愤慨。曹操部属陈宫也疑心可能步边让后尘，遂跟从事中郎许汜、王楷，以及张邈的弟弟张超等人游说张邈背叛曹操。张邈本也属于士大夫行列，对于曹操诛杀边让的行为早就不满，双方一拍即合。正是公利和私心的不断作祟，使得张邈最终背叛了自己的好友。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曾评价吕布“有虓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可见如此一个唯利是图、毫无远大目标的人，在乱世之中是很难真正有所作为的，充其量也就是个搅局人。通过这次兖州危机，曹操也悟出了威胁自己在兖州统治的不是吕布，而是他本人和他的军队。东汉社会是有平民和士大夫组成的，在张邈和吕布的叛乱中这两派势力都没能表现出太高忠诚度，甚至成为了变乱的发起者（士大夫）。若想在这样的社会中建立稳固的统治根基必须赢得二者的支持。因此，曹操吸取了教训，对自己执政和治军的策略进行了调整。首先，适当改变了对士大夫轻视的态度，对于狂妄的名士也都不在进行杀害，而是转而采取其他方式加以解决（例如，假借刘表和黄祖之手除掉狂士祢衡）。其次，约束军士、严明军纪，始终以“官军义兵”的身份出现，尽量做到不扰民、不枉杀。其三，申明法纪，奖惩公平，鼓励生产，发展农耕。这三点重大的调整，使得曹操与公孙瓒、吕布等传统军阀势力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在兖州地区形成了较为赢得民众支持的地方政权。正所谓：“天下汹汹、生灵涂炭，唯不嗜杀者得天下。”

　　日期：2011-10-31　07:55:46
　　三国篇第十公孙败亡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地处王朝北部边陲的军官公孙瓒利用手中的兵权，借机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迫于兵威，幽、并、冀、青河北四州的许多郡县均在其掌控之中。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公孙瓒率领精锐部队，以讨伐黄巾军为名，积极向南扩张，兵锋一度到达青州。为争夺冀州的实际控制权，刚刚入主冀州的“袁绍集团”与长期盘踞幽州的“公孙瓒集团”于是年冬在界桥进行了一场大战，史称“界桥之战”。袁绍利用“先登”死士与强弩兵配合步兵方阵大败公孙瓒军，斩杀公孙瓒任命的冀州牧严纲及手下千馀人。该战役的胜利使得袁绍成功地阻止了公孙瓒的南侵态势，大大挫折了幽州集团的锐气，为其在冀州树立稳固的统治根基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战之后，双方仍然争战不断，相继进行了如“龙凑之战”、“巨马水之战”等战役，战争状态持续了将近两年，以双方互相耗尽兵粮及董卓借汉献帝之名遣使和解告终。

　　在此后双方的战略对峙期间，公孙瓒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杀掉了自己的行政上司幽州牧刘虞。与袁绍停战后，公孙瓒退回蓟县（今北京大兴区），在县城东南另筑小城自守，与刘虞临近，且二人对戎狄政策出现严重分歧，双方明争暗斗，渐渐结下仇恨。初平四年（193年），刘虞担心公孙瓒反叛，于是率兵攻打公孙瓒。当时，公孙瓒的部曲放散在外，欲从东城逃走。刘虞的士兵不习战，又下军令不准骚扰百姓，久攻不下。公孙瓒随即招募精兵数百人，顺着风势放火，趁势杀入刘虞兵营，刘虞大败。刘虞与他的部下往北逃到居庸县（今北京延庆东）。公孙瓒很快又攻破了居庸城，活捉刘虞及其妻子儿女。此时董卓已死，献帝派使者段训给刘虞增加封地，令其督统六州，升迁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公孙瓒诬陷刘虞与袁绍谋反称帝，胁迫段训斩刘虞及其妻子儿女于蓟市。刘虞为人品德高尚，出身皇族，在士族中影响很大，其任幽州牧后政绩卓著，对内追求宽政，发展经济，安抚百姓，赢得了治下民众的广泛支持；对外执行怀柔的民族政策，深得少数民族民众的爱戴。据《英雄记》记载，“虞之见杀，故常山相孙瑾、掾张逸、张瓒等忠义愤发，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可见，刘虞的死使得士族阶层、普通百姓和边疆少数民族三股实力对公孙瓒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加之，公孙瓒得到整个幽州之后，日益骄矜，不恤百姓，记过善忘，睚眦必报，促使当地的这三股势力形成合流，对其发起报复。

　　195年（汉献帝兴平二年），刘虞的从事渔阳鲜于辅、齐周、骑督尉鲜于银等率幽州兵马欲为刘虞报仇，因燕国（今北京大兴）阎柔素有恩义，便推举阎柔为乌丸司马。阎柔招集鲜卑、乌丸等诸部兵马，共得汉兵、胡兵数万人，与公孙瓒所置渔阳太守邹丹战于潞河（今朝白河）之北，大败公孙瓒军，并斩杀邹丹。
　　坐镇冀州的袁绍敏锐地发现了幽州内部的激烈矛盾，便派遣刘虞之子刘和与麴义率兵，联合乌桓与鲜卑诸部，南北夹击公孙瓒集团。公孙瓒屡战屡败，只得逃回易京（故址在今河北雄县西北）。公孙瓒感觉到自己在幽州的统治已然松动，更没有能力吃掉袁绍集团，故而决定转为守势，临易河挖十余重战壕，又在战壕内堆筑高达五六丈的土丘，丘上又筑有营垒。堑壕中央的土丘最高，达十余丈，公孙瓒自居其中，又囤积粮谷三百万斛。此后，公孙瓒日益疏远宾客，渐渐地身边一个亲信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