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总归是有野心的，有的大一些，有的小一些，在那个“汉室凌迟、群雄并起”的时代，作为一方枭雄，梦想自己“统一中华、君临天下”也不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袁绍、曹操、刘备乃至孙权都曾想过，但迫于汉室在百姓中的威望，谁也不愿意首先触动这个大忌，成为天下的公敌。袁术的悲剧，根本原因在于其个人的两大人格缺陷——贪婪与好大喜功。袁术的“贪婪”造成了其在与诸侯们的交往中“唯利是图、缺乏信用”，到处树敌、丧失盟友，在对待百姓的问题中“横征暴敛、鱼肉生灵”，最终导致民怨鼎沸，无法立足。“好大喜功”的本性致使其在获得传国玉玺后，在缺乏实力基础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贸然称帝，犯天下之大不韪，成为各路诸侯的公敌，也为各路诸侯提供了征伐自己、兼并自己地盘的最佳借口。

　　在政治这种多元博弈中，首先占居高点的人往往并不一定能笑到最后，相反落马率极高，究其原因就在于你的对手不仅仅集中在明处，也不只局限于一个或几个利益集团，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将高位者击倒，自己取而代之。袁术就是没有看清楚“枪打出头鸟”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公然称帝，给那些早就有心废汉自立的人充当了马前卒，自己却跌得粉身碎骨，着实的可悲。《道德经》不但是道家哲学观点的集成，而且也是君人南面之术的真实写照。其中“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的观点，可以理解为：在政治斗争中，要善于摧折自身的锋芒之形而使之平和，消解自身盛壮之势而使之柔弱，柔和自身的光芒而使之不炫耀，卑下自身的地位而使之协同万民之愿。这一“和光同尘”的道家理论，本来是用来描摹大道的无所特显，无所特贱，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后逐渐被引入政治学范畴，被古今政治家所看重，并奉之为珪臬。诚然，在对手明确的战场上，先发制人绝对是指挥家的首选，然而对于“剩者为王”的权利竞争，作为优秀的政治家断不可过早地暴露自身的实力与志向，特别是在形势并不明朗的情况下，更应善于隐蔽自己，韬光养晦，厚积薄发，方可在日后的激烈斗争中，集中力量，后发制人，取得成功。袁术的冲动和野心最终害了自己，而与其相对的枭雄刘备则深明此道，投东奔西，一忍再忍，最终凭借着自身过人的忍耐力赢得了发展的机遇，三分天下，成为一代雄主。

　　笔至此处，飞刀又想起了《三国演义》“煮酒论英雄”一节中曹操的那句话：“龙能大能小，能升能隐；大则兴云吐雾，小则隐介藏形；升则飞腾于宇宙之间，隐则潜伏于波涛之内。方今春深，龙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龙之为物，可比世之英雄。”英雄固然要有很高的才能和魄力，同时也需要等待时机，这就需要去忍耐。忍得住，时机一到，乘势而起，建功立业、名垂千古，就是英雄；忍不住，一步走差，就可能身败名裂，身死人手而为后世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