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15　12:50:04

　　（一）慈禧和外国的关系与义和团的兴起
　　自从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与外国列强的关系一直都不怎么好，虽说这是以慈禧为代表的利益集团与外国的恩怨，但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义和团之所以能够兴起与这有着直接的联系。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后，不少维新人士都在外国的庇护下躲过了杀害，让其深感不满。比如当她准备将主张维新的张荫桓处死时英国人出面干涉，张后被遣戍新疆免于一死；当她准备缉拿主张维新的驻日公使黄遵宪时，当时正在中国游历的伊藤博文出面干涉，南洋大臣更是电告总署英国准备派兵10人保护黄遵宪，英国还说如果清廷说不清楚黄遵宪到底犯了什么罪而要治其死罪则我国必出力救援，最后黄遵宪也被释放了。

　　至于慈禧太后最为痛恨的康梁二人更不消说，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梁启超二人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过一劫；由于康有为是在英国人的庇护下逃跑的，因此慈禧太后想通过时任两广总督李鸿章花钱将其从英国人那里抓回来，但英国却对他进行了严密的保护。李鸿章就将这件事禀告了慈禧太后，当时慈禧太后正在吃饭，听了这个消息后大怒说“此仇必报！”，并且还拿起 桌子上的玉壶摔碎了说：“所以志也！”。

　　为了除掉康有为，慈禧太后甚至还派刘学洵、庆宽二人前往日本刺杀康有为，但由于日本政府的保护而没有成功。
　　康有为逃到国外后组织了保皇党，保皇党目的就是要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让光绪帝亲政。他们天天宣扬“皇上圣明，国民共戴”、“无罪见废，大众公愤”、同时还动员部分督抚“起兵勤王”，慈禧太后的反应是“那拉后每得一电辄变色，深恐民心之变”。而保皇党的根基也在国外，外国政府不仅没打击他们反而还采取默许或支持的态度，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外国列强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曾想废掉不听话的光绪帝，但废帝消息传出后国内外各方面都存在不少反对的声音，慈禧太后出于稳妥考虑，接受荣禄的建议先征询各省督抚的意见，当时表示反对的两江总督刘坤一就给荣禄回复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当时荣禄就废立事件咨询李鸿章的时，李鸿章也曾说“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其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

　　当时外国人对废除光绪帝一事也表示反对，他们觉得还是由较为开明的光绪帝统治比较好，戊戌政变期间英国军舰就曾开到大沽口外，并且还怀疑光绪帝已经被害，要求知道真相。虽然戊戌政变后光绪帝没有被废，但他“被生病”的消息已是众人皆知，慈禧这么做也是为日后的废立之事做准备，但洋人偏要多管闲事，非要派一个洋人给光绪帝。清廷百般推脱只是不行，最后还是不得同意法国医生多德福进宫给光绪帝看病。

　　1898年10月来到瀛台的多德福对光绪帝的居住环境和生活待遇大为惊叹，他检查完后向外界公布说光绪帝有病但没有病危的危险，同时他还顺带向外界介绍了光绪帝的境遇，这又让慈禧太后非常不高兴了。
　　1900年慈禧太后再次决定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但斟酌再三后还是听从了荣禄的建议“太骤将有变，不如徐图之”，并没有直接废掉光绪帝，而是立载漪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储君。在立储行动中为了慎重起见，慈禧太后将两江总督刘坤一调往京城呆了几天，等到立储行动结束后才将他放回原任。
　　虽然当时国内有经元善等士绅反对（经元善曾领衔上书反对废光绪帝，签名者多达1200余人，后遭清廷通缉，经逃往澳门才免于一死），但无关大局，慈禧太后最为关注的还是外国人的态度。结果各国公使集体缺席立储庆典，他们只承认光绪帝为中国的皇帝，这似乎已经触动了慈禧能够忍受的底线了。
　　就这样，列强的一系列行为严重的激化了与慈禧太后的矛盾，双方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同时也让拥立大阿哥的这部分王公贵族对外国势力极端仇恨。比如大阿哥的父亲载漪对洋人的态度 “自是载漪之痛恨洋人，几于不共戴天之势。”慈禧太后后来能够一口气宣布同11国开战，这部分人从中蛊惑也“功不可没”。
　　正是由于外国列强屡屡得罪慈禧太后一伙人，所以他们就伺机报复，而这时正在山东地区逐渐兴起的义和团沦为他们同外国斗争的工具。实际上义和团形势的发展他们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后来之所以导致义和团滥杀洋人、围攻使馆，以致引发八国联军入侵的惨祸，都是由于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利，故任其发展造成的。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也不是偶然，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作为非理性爱国运动的义和团运动，他的兴起是由于洋逼民反，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民间排外情绪的总爆发。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直到1900年，在这整整一个甲子的时间里，外国列强屡屡侵略中国，中国屡战屡败，以至于现在竟然沦落到被列强肢解瓜分的地步，稍微有点儿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哪一个心中不充满对外国人的仇恨？屡遭外国侵略的国人，心中无不充满对列强的仇恨。
　　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让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断破产；频繁的内外战争、巨额的战争赔款，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引起了的社会的动荡；频繁的自然灾害更是让老百姓民不聊生。现实生活的困窘让社会上很多人都对时局非常不满，纷纷起来“造反”，这是义和团兴起的群众基础。
　　当时排外救国的焦点集中在洋教会上，在义和团的乩语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民众对教会的仇视：“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先”、“天无语，地焦干，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当时部分国人加入基督教并不是因为他们确实多么虔诚的信仰基督，而是有很多现实的原因。当时加入基督教的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就是社会上的贫民，他们连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而教会经常给他们提供接济，施一些小恩小惠因此他们会入教。第二就是一部分殷实富户，他们加入基督教则是想仗着教会的势力在动荡的岁月中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利用教会的权势在社会上获得更多的好处。他们以前靠的是官府，现在连官府都要屈服于教会之下，于是就投靠了教会。第三就是社会上的流氓地痞，他们加入教会的目的很直接也很简单，那就是仗着教会势力横行乡里、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国人之所以如此仇恨传教士，一方面是部分教民仗着教会的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骑在普通百姓头上作威作福，而老百姓却有冤难伸，另一方面则是传教士自己作恶多端、怙恶不悛，激起民愤。在众多传教士中也确实有真心实意传播上帝福音的，但是更多的还是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洋枪闯入中国的。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披着宗教外衣进行间谍活动，协助外国列强侵略中国；他们在中国境内霸占房地产业、包揽词讼、咆哮公堂，插手地方事务、无视地方官员权威。

　　由于传教士在中国干尽坏事，民间对他们的误解也非常大。比如社会上时常流传教士专好杀人、刨挖坟墓、迷拐人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房中藏有死尸等谣言，若遇时疫或井中、河中有异物则也往往怀疑传教士所为。如此一来，中国人对于传教士的仇恨更深了一层。
　　当然文化的冲突在激发与教会的矛盾中依然起作用。基督教的不少礼仪规定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很多习俗是完全相违背的，比如说他们不祭拜祖宗、不敬孔子、逢年过节既不烧香又不烧纸。在西方国家的大肆侵略面前，这些微小的问题同样也刺激着排外情绪的增长。这就像两人之间本来就存在深仇大恨，现在又经常彼此看对方不顺眼，后果可想而知。
　　由于存在反对洋人的心理基础和群众基础，社会上对爱国排外运动又持同情态度，国人对洋人特别是传教士极度仇恨，义和团运动逐渐兴起。
　　当时部分极端保守的官僚士大夫，脑袋里残存着“夷夏之辨”，他们抱残守缺、拒绝西方文化，依然认为西方人是“狄夷”，极力反对洋人。其中的典型代表大学士徐桐，他在京城被人们称为徐老道生平最恨洋人。由于家居东交民巷附近天天看着黄发碧眼的外国人进出，于是就在自家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与鬼为邻”。这些极端保守的官僚士大夫认为“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降假义民尽灭之”，因此他们非常支持民间兴起的这种爱国排外运动。

　　而部分愚昧的群众觉得由于我们学习洋人开矿山、修铁路，破坏了风水、泄露了地气；是洋教士修教堂，亵渎了祖宗神灵才导致我们穷困至此，只有把洋人赶出去、将一切洋人的东西破坏掉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因此他们对义和团运动也持支持态度。
　　在此以前一直都是维新人士在救国，他们搞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结果甲午战败证明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而戊戌变法则把社会上的守旧人士基本上都得罪了，也是以失败告终。戊戌政变发生后全国的政治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全国上下谈维新而色变，维新势力受到空前的打击，国内保守势力大为扩张。既然维新人士救不了国，就轮到守旧派了，因此义和团也可以说是一次保守派的救国运动。

　　作为一般民众和士大夫阶级由于洋逼民反、文化上的冲突、爱国情操的激励而发动或者支持这场运动，虽然理智上是错误的但感情上尚可原谅。而慈禧太后和那帮满族亲贵为了一己私利，把义和团当作自己同外国斗争的棋子，以至于引发八国联军侵华的惨剧则罪无可赦了！虽然他们都支持义和团运动，但还是要区别对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