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辛丑 宣府
　　9 壬寅 鸡鸣山
　　10 癸卯 万全峪
　　11 甲辰 怀安

　　12 乙巳 天城西
　　13 丙午 阳和
　　14 丁未 聚落驿
　　15 戊申 大同
　　七月甲午，明军正式从北京出发，第四天驻跸居庸关。各种史书均是这样记的。那么，四天走了120里地，每天行军多少里呢，每天不过才走了30里。
　　从北京到大同，共走了15天，按760里算，每天走48里路。
　　那么，在返回的时候，走到土木驿，“天未晡”，也就是下午3点左右，这时距怀来还有20里，按明军行军速度，如果赶至怀来城，应该在晚上了。在背有追兵的情况下，摸黑进城，如果被瓦剌兵由后突袭，肯定不利，恐怕连怀来城也不保了。毕竟，土木驿是明军的一个军事据点，有一定的军事基础，在此驻防，还是对的。只不过明军实在是落魄得很，饿的不堪一击，殿后的部队，被瓦剌军收拾得全军覆没，于是有了土木之围。（其实此时的怀来已经失守，明军根本不可能进入怀来，那为什么长久以来流传着明军不进怀来，而遭致悲剧的谣言？）

　　日期：2011-09-10　10:09:30
　　（二）王振带了多少东西？
　　在史籍中多有如下说法：“辛酉，次土木驿，日未晡，去怀来仅二十里。众欲入堡，以王振辎重千余辆未至，俟之。”（《国榷》）其他史籍也大致如此。
　　一千辆车装多少东西？不知古人是否算过？这么多东西难道都是王的私产？其中就没有英宗的东西？就没有整个部队的辎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今天的怀疑。如果我们的怀疑成立，那么，把这些东西扔给瓦剌兵，是否合适？英宗能否同意？
　　一千辆车在那时的交通情况下，就算并行两辆，也是五百辆的距离。一辆车按5米算，加上行车间距2米，就是7米，500辆车就是3500米。这还不算整个部队的辎重车辆。史籍虽没有说部队的辎重车数量，但号称50万的队伍，可以想象，要有多少辎重车。因此，“千辆车”为王振私产的记载，十分值得怀疑。而如果这一点值得怀疑，那么，历史的细节说明被前人有意夸大了，这种夸张的动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战争失败的全部责任推给一个人，一个平时就被我们暗地里不齿的太监。

　　这难道就是历史吗？我们的历史就是被这样的细节所颠倒混淆，以致于我们今天根本不能全面的看到历史的真相。
　　日期：2011-09-10　10:11:22
　　土木之役的疑问（三）对50万大军仓促应战的置疑
　　关于50万大军的数量问题，历史上有很多争论，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一步研究。退而言之，以三十万计，这样的数字，在两天内集结完毕，而且基本的武器、口粮还是要有的吧，否则怎么开拔呢？不说是在明朝，就是今天的部队，连美军都算上，能否在两天内动员起30万军队，并且能够上路？我看都有疑问？
　　如果这个疑问成立，那么跟之而来的便是史籍中的一个评价，说英宗在王振的忽悠下，仓促亲征，是导致失败的原因。《明史纪事本末》有这样的话，“事出仓卒，举朝震骇”，其他的说法也无出其右。

　　按明朝军制情况看，这三十万人应该就驻防在北京附近，超过100里远的驻军都来不及集结，这从明军日行50里的速度可以推论出来。
　　明朝的军制总的来看，包括卫所军和京军两类，卫所军负责各地驻防，而京军一方面是北京的驻防，另一方面承担了野战军的责任，也就是承担了明军主力部队的责任，属精锐之师。
　　从永乐迁都北京后，明朝的京军，主要包括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到宣德时，北京的上直亲军共有26卫，隶属于五军都督府的33卫，两不相属的还有15卫。在御驾亲征时，这74卫的官军恐怕都在从征的范畴之内。按明洪武七年的定制，每卫5600人，这74卫应有40万人左右。
　　另外，据载，在亲征前半个月，明廷已从京军中派出45000人调往前线，“（六月底）戊寅，命太保成国公朱勇选京营45000人，令平乡伯陈怀，驸马都尉井源，都督耿义、毛福寿、高礼，太监林富率三万往大同，都督王贵、吴克勤率万五千往宣府，各备虏。”（《国榷》）
　　因此，扣除虚员，实际20-30万人还是可信的。

　　“（六月）甲子，卫喇特额森（瓦剌也先）寇报频闻，诏河南、山西班军番休者尽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兵马。”（《明通鉴》）“乙丑，驸马都尉西宁侯朱瑛总督大同军，预战守。”（《国榷》）
　　从这两条可以看出，四十天前，明朝就已经发觉也先的意图，并已着手准备，调兵遣将。那么，北京的驻军就没有准备吗？不合情理，因为北京距大同这么近，而且，北京兵的主要作用就是针对北方蒙古残留势力的。北方有兵事，北京驻军肯定会拉响警报。按现在的话讲，进入警备状态。至于是几级警备状态，我们今天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从30万大军两天就可出发来看，这个准备工作已经比较深入了，而且京军原本就是野战军，其主要构成来自每年16万的班军，即各附近省份抽调上来的精壮士兵，以备京操。这支部队，在四十天，或者一个月内整装待发，是完成可以的。

　　应该说，土木之役明军并非无备而上。在“仓促应战”说中，有一个评价的程度问题。准备两天是仓促，准备一个月是不是还是仓促？准备一年就不算仓促了吗？因此，“仓促”的评价只能针对准备的情况而言，那边大同已经打得不可开交，明军一败涂地；这边赶快把城门关上，好好准备，等着瓦剌长驱直入，兵临北京城，这就是当时某些人的战略观点。吏部尚书王直就取此意，他向英宗说：“陛下宜固封疆，申号令，坚壁清野，蓄锐以待之，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远临塞下。况今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之用未充。兵凶战危，臣等以为不可。”（《明通鉴》）。

　　回到今天，如果某敌国来犯，我们先退守首都和重点地区，让敌人进来，我们再打。这说得通吗？打得过打不过是战术问题，打不打是战略问题。因此，把“仓促应战”列为土木之败的原因之一，并把这个原因推给王振，也是不能服人的说法。
　　日期：2011-09-10　10:12:42
　　土木之役的疑问（四）是王振怂恿皇帝亲征吗？
　　所有的明代史书都在土木之变这一节写明这样一句：“王振劝上亲征。”（《明通鉴》）相信，这一定是史实。由此，土木之败的罪魁就非王振莫属了。其逻辑前提可以这样解读，英宗不亲征，就不会有土木之败。
　　问题在于，王振为何要求英宗亲征？那么多文臣武将劝皇帝不要亲征，而英宗就是不听，偏要去玩一把，难道只因为他亲信于王振吗？

　　从历史史实分析来看，可以归为三个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一个是背景原因，一个是制度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