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明实录》的记载则突显了其“实”的一面，即也有一些关于王振的正面记载。如对于廉能之人时有引进，先是向皇帝进言，时任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负责淮河地区盐业事务的机构）同知（副职）的耿九畴“此人廉介，众所通知”，建议补为空缺的两淮都转运盐使（正职），后是推荐刚直有才干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长官）石璞担任工部尚书。对不尽职的官员亦毫不姑息,建议皇帝给予严惩，以儆效尤。正统六年，掌管国家钱粮的户部官员刘中敷、吴玺、陈瑺等人因处理蒙古使臣的朝贡事宜玩忽职守，被王振检举，并最终予以严肃处理。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对王振其人有必要再作一次更为全面的评判。

　　王振曾对宣德时期的某些弊政予以过纠正。明代陆容撰《菽园杂记》记载：宣德年间，朝廷经常派宦官外出寻求花木鸟兽等玩物，骚扰民众。自从王振掌管内廷之后，“悉禁绝之，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王振的处事才能也不乏可称道的地方。《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正统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谟的官员打死一名驿丞，驿丞是阁臣杨溥的乡邻，那名官员是阁臣杨士奇的老乡。杨溥主张将官员处死以偿命。杨士奇则想判处那位官员因公事杀人而予以轻微处置。两人争议不定，就请当时执政的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当时在场的王振认为二杨都是因为乡邻缘故给出了不尽合理的处罚，偿命太重，因为公事而处理的话太轻，应该给予降级处分，太皇太后觉得很有道理，就依从了他的建议。如此处理，抛开私念，秉公执法，所以能为太皇太后接受，并显示了自己处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后来能够逐渐参与到政事中来。

　　王振掌权时，乐于接纳富有治国经验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人的意见，每次奉命到文渊阁咨询政事时，三杨跟他讲话，他都是恭敬地站着接受。曾经问三杨他家乡中是否有可以来京师任职的才干之士时，三杨推荐博学多才的薛瑄，王振则将他“召为大理少卿”。对三杨百年之后的接班人问题也多有考虑，且征求他们意见，对他们推荐的陈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对有才识的官员亦多有敬重，吏部尚书魏骥声望显著，王振尊敬地称他为“先生”，两人会见的时候，魏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计较。当时在江南地区担任巡抚的周忱勤政爱民，王振对他也极为赏识。

　　在英宗的成长过程中，王振则起了相当重要的积极引导作用。这一点在明人许浩所撰《复斋日记》中多有记载。早在宣德朝，王振因“有才识，能驱驾人”而为宣德皇帝所看重，当时宦官有很多，后来只有王振官做到太监，这也可以说明王振才能的非凡之处。英宗在东宫做皇太子时，宣德皇帝使王振侍奉英宗，并教授英宗读书写字，这也正如英宗后来褒奖王振时所说：“我皇考念尔为先帝所器重，特简置朕左右”。作为东宫师傅，王振庄重沉稳，以致英宗常对他心存敬畏。对即位后的英宗王振也是很尽心地管教，一次大臣给小皇帝上课，偷偷跑出去玩，王振立即就报告给了太皇太后，结果英宗被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他身边的宦官则被关入牢房。对英宗的近侍之人王振也是严加管束，防止他们误导幼主，一次王振准备去侍奉英宗时，听到有人吹箫，吹箫的人看到王振来了，拔腿就跑，王振追上去，狠狠的训了他一顿：“尔事皇上，当进正言，谈正事，以养圣德。而乃以此淫声惑上听乎？”结果吹箫的人被给以二十大板的处罚，可见他对英宗的成长是颇为尽职尽责的。

　　王振对于英宗的直接教导也多有可圈可点的地方。英宗登极后，王振曾劝导英宗戒绝好玩。据清人查继佐所撰《罪惟录》记载，一次英宗与侍从玩球，结果因为王振的到来而停止。第二天天亮时，小皇帝因为玩得累，在屋里还没出来，王振就跪着劝道：“先皇帝为一毯子几误天下，陛下复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听后觉得非常惭愧。三杨得知此事后，感叹道：“宦官中宁有是人！”另据明人邓士龙辑的《国朝典故》一书记载，当时太皇太后等人喜欢游玩佛寺，常在寺中一连居住好几天，王振觉得这样既有损皇家形象，又劳民伤财，这种现象不应该出现在盛世，于是教导年幼的英宗将后妃们所住的房间里放上佛像及佛经，这样既顾及到后妃们的喜好，又使得她们不能长期地住在佛寺里面了，巧妙地纠正了这一陋习。王振也曾教导英宗不要随便授予身边的人官位，而要重惜国家名器。《复斋日记》记载：有位宦官给英宗梳头时日长久，于是乞求恩赏，英宗同意赏他一官职，并让王振去办，王振劝谏道：“官所以待有功。此贱技微劳，赏以金帛可也。”最终没有给予。其言其行劝告英宗作为一国之君当居安思危，以天下为重，勿贪图玩乐而导致荒政误国，并严明赏罚之事，这本身就是就某些具体的事例引导英宗如何做一贤德之君，裨益实为匪浅。

　　以上之种种良言善举亦恰如英宗称赞王振时所言：“朕自春宫至登大位，前后几二十年，而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卫调护，克尽乃心，赞翊维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禆益实多。”明代诸帝中，英宗不失为一代英主，《明史》评价道：“前后在位二十四年，无甚稗政。至于上恭让后谥，释建庶人之系，罢宫妃殉葬，则盛德之事可法后世者矣。”这与王振的悉心辅导是分不开的，“其闲邪纳诲，以成英庙盛德，不为无补。”可见历史上的王振并非是极尽祸国殃民之事，他的德才还是很有值得称道的地方的。

　　日期：2011-09-24　09:53:39
　　明朝内阁推动文臣统军，谋夺兵权！
　　明太祖为了防范统兵将领专权，保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规定五军都督府对军队没有调遣权，调遣权由皇帝直接掌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时，由皇帝亲自委派专人担任总兵官，统领卫所军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官归还将印，军队归回各卫所。军队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是明太祖从军事上加强和巩固皇权的重要措施。

　　明朝皇帝还建立了一个世袭的军事贵族阶层，让他们成为他的军事建制的基础，同时成为他的征战中的主要军事领袖。这些贵族们并未得到特别高的俸禄：公爵每人2500至2200石禄米，侯爵每人1500至800石禄米，伯爵则为1000石；但是他们占据着有特权的品级，这种社会地位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得到的物质福利。他们享有皇帝的信任；他们作为皇帝的代表节制着最重要的部队；同时，他们还不受文官的限制，总而言之，军事贵族大大地加强了皇帝的权威和权力；他们也大大地增长了军方的特权，同时也大大地有助于皇帝反对外国民族的战斗中取得各种各样的胜利。

　　兵权本来牢牢的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出征靠武将或干脆自己干，文官和内阁只能从旁协助，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但明英宗时期以后，明朝任何征伐都以文臣作为军队的主帅，先后出现了一系列文臣的专任差遣，如镇守、总督、提督军务、巡抚、兵备道、经略、督师等，军事指挥权几乎都在武官之上。所以明英宗时期文臣统军开始成为制度。而这一制度得以出台并且逐渐强化，文官们组成的内阁与有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