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朝内阁是文臣统军制度的创始者。宣德十年正月，明英宗刚刚登基之时，“少傅兵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言于上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军民其心未一，但朝廷处置得宜，庶几有备无患。臣等谨以合行事宜条具以闻。一、命五府、兵部整饬军马提督操练，以振兵威，以壮国势，庶压小人之心；及敕各处镇守总兵一体严谨防御贼寇。 一、南京国家根本之地，宜敕内外守备官员，谨慎关防。切见南京户部尚书黄福老成忠直，宜敕令就彼参赞机务，庶无疏失。一、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岁荒民饥，恐无籍之徒，啸聚为非，宜择文武大臣各一员，分遣镇守，事妥即回……上嘉纳其言，令悉行之。”

　　同年三月，“辛巳，陛行在兵部武库司郎中徐晞为本部右侍郎，浙江按察司副使陈镒为行在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行在山西道监察御史罗亨信为行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复都指挥陈忠、荣贵职，陛府军前卫指挥朱通、魏荣俱为都指挥佥事。俱赐以敕书。命晞与通往临洮、巩昌、洮州、岷州，镒与都督同知郑铭镇守陕西，亨信与荣往平凉、庄浪、河州、西宁，忠与贵往宁夏各提督所属卫所官军土军操练。”但是只为一时、一事的零星派遣，参赞大臣的指挥权也低于总兵，所以参赞军务的出现不能看作文臣统军制度化的开始。随着英宗初年，内阁出台文臣镇守和文臣参赞南京守备机务政策标志着文臣统军制度化的序幕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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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阁又是文臣统军全面推行的促进者。在三杨内阁推动下，兵部尚书的兵权加重了。正统二年五月“命行在兵部尚书王骥理甘肃边务。先是，陕西都指挥刘永言，甘肃兵冗饷匮，诏下廷臣议。众以为……宜令总兵官计之。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至是陛辞，赐之敕曰：“边务，国家大事，而甘肃尤为要冲。比者将非其人，兵备废弛。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仍具奏闻。……一、论功行赏务合至公，否则无以为劝。其临阵奋先杀贼者、巡哨有功者、夜不收能探报实踪者，即加陛赏；而奸诈妄冒者，即罪之……一、总兵、镇守、都司官及备御都指挥、指挥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具奏处置；其余军官，即械系来京，付法司鞫之……一、故官及老疾官下袭代子弟有堪任用者，即授之职，以备调遣。一、军职罪抵死而情有可矜者，令戴罪立功，有功即复其职。一、官舍旗军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有陈言奇谋长策者，其采用之，毋以浅近弃遗。一、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漏泄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在明代文臣统军制度形成的过程中，这道敕书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仔细分析这道敕书，我们可以得到如下认识：

　　其一，作战有关各项事权由王骥全权负责。敕书命令王骥：“今特命卿往，同总兵、镇守官会议战守方略，务一一区划允当，听卿便宜施行。”王骥虽然要与总兵等官商议作战方略，但最后决定权、执行权归王骥。这就意味着，王骥是西北战区的最高长官，宁夏和甘肃总兵官成为王骥的下属。而“便宜施行”的大权是总兵所没有的。由此次西北之行看来，兵部尚书权力有所加强，地位有所提高。

　　其二，兵部尚书对官军的袭替、委任、陛赏先执行后上奏。敕书中说：“其临阵奋先杀贼者、巡哨有功者、夜不收能探报实踪者即加陛赏。”“故官及老疾官下袭代子弟有堪任用者即授之职，以备调遣。”“官舍、旗军有智勇过人者许众推举试实，悉听委任。”这些军队的人事任免权虽然是兵部尚书固有的，但一般时候要先上奏，后执行。先执行，后上奏，可以使军官们感到，自己和子孙的前程直接掌握在兵部尚书手里，所以一定要服从命令。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力是以前的指挥官少有的。因为明朝皇帝把各项权力都紧握在自己手中，以便于“乾纲独断”。尤其是军权，更不能轻易下放，否则会使将领利用军权危及中央。由于军机大事的决定权在皇帝手中，这就使将领处理军务，必须先上奏皇帝批准，然后才能实行。这既不危害统治秩序，又体现了皇上“无所不统”的事权。永乐年间大将宋晟被皇帝“专任以边事，所奏请辄报可。”尚且遭到御史的弹劾。说明朝廷在原则上不允许武臣先执行，后上报。文臣有这样的权力，说明了什么？

　　其三，王骥有执行军纪和生杀予夺的大权。王骥对指挥以上的军官有“贪虐、荒淫、不理边务、寇至不能追剿者”，可以“具奏处置”；其余军官可以马上逮捕，押送京师惩治。尤其是：“凡官军有不遵卿号令、沮坏政务、泄漏事机及遇寇畏缩者，究问明白，斩之以徇。”这种生杀予夺的权力极有威慑作用。果然，王骥到军中，把“失机”的都指挥安敬推出斩首，并“责都督蒋贵死罪招状”，使“诸将皆股栗”。所有将士对王骥敬畏有加，惟命是从。武臣安敬与王骥同为正二品官员，却能够被王骥斩首，蒋贵作为一品大员被二品文官处罚，这就使统军文官在军队中的实际地位超过了自己的品级，因而能够制约原来的军事将领。

　　正统二年十月朝廷命将征讨阿台、朵儿只伯，以王骥监军。敕书曰：“命卿监督清军，剪除残寇，凡百机务悉听便宜处置。有功者赏，不用命者诛，事得专制，然后奏闻。”王骥指挥的西北战役是明朝建立以后，兵部尚书作战指挥权超过总兵的开始。
　　兵部尚书的指挥权为什么会超过总兵？朝臣商议的结果还只是依照过去的惯例，军事问题还是由总兵处理。而“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明英宗此时只有十一岁，对朝廷政务还没有决策能力。当权的大宦官王振只是在此次战役胜利之后才“以骥可属，思大举。”因此可以认定，这次派遣兵部尚书王骥整理边务和指挥战役的决策其实是内阁作出的。发给王骥的敕书其实是根据内阁的指示起草的，其便宜处置权和处斩与自己品级相同的正二品武官的大权也是内阁以皇命的形式给予的。值得注意的是“上以此事非大臣不足与计，乃命骥往。”说明，在内阁大臣看来，总兵们虽然一般说来品级在正二品以上，但仍然算不上大臣。其意显然在贬低武官地位。宣宗以前的文官还不曾有如此看法。在内阁的支持之下，兵部尚书的权力超过了总兵。因为总兵级别一般和五军都督府首脑相同，所以这次战役之后，兵部的兵权完全超过了级别为正一品的五军都督府，一跃成为统一指挥全国战场的总司令部。兵部获得全国战场的指挥权是明朝推行文臣统军在中央的有力保障。为此，内阁发挥了重要作用。

　　景泰年间，以于谦为首的兵部进一步推行文臣统军。内阁是有力的支持者。景泰时期的阁臣陈循说：“各边及各直隶、各布政司俱设镇守、巡抚等官，或任提督、参赞军务，或专弭盗贼，抚安生民，寄一方之纲维，任百责之休咎，虽臣劳而君逸，然臣通而政和，修政之要莫善于此。”从此种指导思想出发，兵部推行文臣统军的各项主张在内阁票拟的时候得以通过，使之顺利推行。文官开始掌控全国各地的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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