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1-24　10:08:59

　　第九章 清末新政
　　（一）清末新政
　　清王朝在遭受八国联军侵华的惨剧后，朝廷西狩、生灵涂炭，举国一片死气沉沉的景象。现在清政府威信扫地、国家命途至此，为了继续为继统治，让人们看到振兴的希望，总还是要做出一些举动的。当慈禧太后还远在西安时，就颁布上谕申明进行变法革新。由此次新政而掀起的一场维新运动进行了10余年，也让清廷多存在了10余年。
　　自从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亲自指挥扑杀后，举国谈维新而色变，仅仅两年之后她自己却要故事重提。由于慈禧太后对维新的态度一下子来了个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不仅她自己十分尴尬，就连很多大臣都对她的转变感到怀疑。在猜疑和观望的氛围中，一连两个月督抚大员竟无一人上书建议，这个结果有点出乎慈禧的意外，于是她又不得不再次谕令地方督抚“条议具奏，勿再延谕观望”。

　　为了促进新政的实施，慈禧又下令在北京设立督办政务处，由奕劻、荣禄、李鸿章等六人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为参预。总而言之经历庚子之乱后，清廷上下剩下的几个头面人物基本上都包括进去了。
　　由于保守派势力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遭到沉重打击，那些守旧大臣除了端王载漪等少数几个人幸存外，其余的几乎全部都被处死，自此朝野 “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因此此次实施新政虽与戊戌变法相距才两年时间，推行起来却顺利的多。
　　这次新政内容跟戊戌变法时的内容几乎一样，都是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措施，或是想颁布却没有颁布的措施，只不过是将这些措施推迟了三两年实行而已，具体来说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四个方面。
　　在政治上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1901年撤销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比如说除了废除固有的旧机构之外，清政府还设立了一些新的部门，比如所商部（后与工部合并，改为工商部）、练兵处（后与兵部合并，改为陆军部）、巡警部（后改为民政部）等等。
　　这些新部门的设立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六部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基础，影响深远，特别是商部的设立意义重大。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官僚士大夫耻于言利，而现在却要设立商部鼓励商业的发展，从这点一方面可以看出时代的沧桑巨变，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清政府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顺应潮流做出改变的。

　　在法制方面清政府还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主持法律修订工作，重修《大清律例》，取消枭首示众、死后斩首等酷刑，编纂一系列新法典，特别是“《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分别在程序法和实体法领域为中国法律的现代化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清政府经济方面的改革是在其财政状况日益窘迫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其要实现宏大的改革目标需要一笔巨款支撑，毕竟练兵、办教育等等都是要花钱的。于是清政府就采取了鼓励民间自由兴办事业发展经济，然后收取税收的方法来缓解财政危机。
　　为了鼓励经济的发展清政府颁布了很多商律比如《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为了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按照新的法律规定，国人兴办企业只需到登记注册，无需如从前一样要官府批准，并且还对卓有成效者进行奖励。
　　袁伟时先生评清末新政时认为其最大的成就是经济自由，认为在“1912~1936年间，尽管有几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危机，中国工业年均仍增长9.2%。1912~1920年，更高达13.8%，原因是北洋军阀政府继承新政的经济自由制度，且有所完善。”

　　在军事方面，清政府下令停止以骑马、射箭、耍大刀为主要内容的武举，整编绿营、防勇，建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官，其中最主要的事编练新军。按照清政府的计划，准备在全国共编练36镇新军，每镇约12500人，共45万人，但由于财力、人力不足大部分都未完成，最后只编成约17万人。
　　清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自然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但结果却 “种瓜得豆”，这些新军不少都成为推翻自己统治的力量。由于部分新军对清廷不满以及受革命思潮的影响，后来成为革命党人争取的对象，频发新军起义事件。而当时编练最为成功的北洋新军和湖北新军则一支直接发动武昌起义，而另一则为袁世凯所用，都成为推翻清廷统治的主要力量。
　　在教育方面，清政府主要是废科举、办新学、派留学。科举制度作为我国古代一种教育、选官制度，为我国上下社会阶层之间的流通提供了一个良好途径，很多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具有开放性的官僚体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保持官僚体制的活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但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其形式、内容日益僵化，负面作用日益显现，固康梁变法时就已经主张要废止科举制度，只不过由于反对的人太多而作罢。

　　这次新政中科举制度的废止难免会被再次提上日程，鉴于科举一日不停，读书人都会想着“学而优则仕”，新学难以推行，于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后，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1906年起停止一切科举考试。
　　在预备废止科举的同时清政府也在大量兴办新学，据统计，1904年学堂总数为42000余所，到1909年则激增至52000余所，学生人数也达到156万余人。在此过程中尤其是1903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系统的阐述了学制、学校管理办法、教授法等等各方面的内容，极大的促进了奠定了近代教育制度的基础影响深远。与此同时清政府为培养西学人才，不断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实行官费留学以及对学成归国合格者分别赐予进士、举人、贡士（科举废止前）等相应出身的激励措施，留学人数激增。

　　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上同样也出现了 “种瓜得豆”的现象，派遣出国深造的留学生不少人也成为革命党，比如说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就成为革命党人云集的大本营，像众所周知的黄兴、陈天华、宋祖仁、陶成章、徐锡麟等等很多人都曾赴日留学，以至于后来清廷不敢将留学生送到日本，而是让他们远赴欧洲，免受革命思想影响。
　　前面已经论及由于科举制度弊端诸多故而废之，但是客观来讲科举制的废止对清廷覆亡是有重大影响的，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疏离了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以前清廷可以通过科举制度将地方精英吸引到自己身边为己所用，而科举制度废止后，地方精英散诸野降低了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如此一来就消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对其覆亡影响不可小估。
　　清末新政中的很多措施都是不错的，比如说官制改革、编练新军、奖励工商等等，但由于官僚腐败贪污、没有可靠的经费来源、执行力度不够所以成效有限。特别是清政府为了筹款办理新政、缓解极度紧张的财政危机，横征暴敛、摊捐加派加重了人民的沉重负担，以致民变迭起，严重的削弱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当时清政府对老百姓的剥削是极其沉重的，1903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10000余万两白银，而到1911年就达到30000余万两白银，在清政府对地方控制削弱、权威不断消减的情况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财政收入竟然增长了近3倍，老百姓承受的负担可想而知。
　　清末新政虽然存在很多不足，但它毕竟从客观上极大的推动了中国从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各方面向近代化的转型，特别与由新政引发的预备立宪一起开启了中国宪政的大门，费正清先生曾说“清代从1901年到1911年的最后十年与其说是处于崩溃时期，倒不如说是处于新的开创时期”。清末新政的过程是极其痛苦且被人所诟病的，常被指责为伪改革，伪立宪，但它客观上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却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常常如此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