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06　17:19:50

　　艰难中奋进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二）
　　经历1900年的庚子之乱后清廷决定实行新政，在此期间兴办了不少新式学堂，并且还派遣官费留学生出国深造，希望培养一批人才为己所用，但没想到却种瓜得豆，这些国内的知识青年和留学生在接受新式教育的同时也接受了革命思想，成为革命的主力军。
　　当时留学生（主要是留日学生）恨清廷之软弱无能，在危急时局以及排满思想的激励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积极宣传革命反清思想，1902年极力宣扬革命排满思想的章炳麟在日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在当时轰动一时。在这些激进分子的不断宣传下1903年前后掀起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高丨潮丨，当时宣传革命思想的人物中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表现极为突出。
　　1903年章炳麟在《苏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而作。《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这篇文章名字虽然有点儿长，但意思非常简单，那就是千万不能进行革命只能立宪。
　　当时南北美洲有不少保皇党员曾对康有为谈到他们保皇会一向忠心保皇，但却遭到清廷缉捕，于是就产生了革命的念头。康有为面对自己的队伍中思想出现 “右”倾错误的倾向，于是就赶紧写了篇洋洋洒洒数万言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之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对一些意志薄弱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章炳麟先前也是主张保皇的，但后来转变为革命派。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篇文章里将康有为的保皇观点一一加以驳斥，并且大骂光绪帝为“载湉小丑，不辨椒麦”。他的这个做法在传统社会是非常叛逆的，光绪帝可是“当今圣上”，连他都骂了这也确实太“胆大妄为”。由于章炳麟少有才学早些年以朴学而闻名国内是革命者中少有的学问家，现在竟然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所以影响极大。

　　邹容写了本小册子《革命军》，极力宣传革命反清思想，动辄歌颂革命为“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并且还在书里大骂慈禧太后为“**妇那拉氏”，对清廷极端的仇视。他这本书在当时买了110万册，成为当之无愧的畅销书。当时就是在当今社会“100万册”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据，要知道现在一本书能够买上10万册就已经算是畅销书。在偏远地区一本《革命军》甚至能卖到10两银子，可见这本书影响之大。鲁迅后来回忆说：“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显直接的革命马前卒邹容所作的<革命军>”。

　　《革命军》和《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发表不久，就发生了《苏报》案， “大逆不道”的章炳麟遭到逮捕，邹容得知章炳麟被捕入狱后，自己主动要去陪章炳麟一起坐牢。当时巡捕见他年轻个子小就对他说“你还是个小孩子，跑来干什么？”，而他却指着牌位说“我就是清朝要捉的写革命军的邹容。”邹容在狱中不堪折磨、病死狱中，邹容死后舆论哗然，章炳麟的待遇才稍稍有所改善。
　　陈天华也是一名出色的革命宣传家，他曾经撰写过《猛回头》、《警世钟》两书，极力宣传革命反清思想。文章写得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读起来朗朗上口很有感染力。在此摘抄两句让大家感受一下：
　　“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
　　“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
　　“ 左一思，右一想，真正危险；说起来，不由人，胆战心惶。”
　　1905年日本政府迫于清廷压力出台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取缔”本是日本名词，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约束”或“禁管”的意思。这个规则出台后立即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抗议，但在如何应对这场斗争的方式上留学生们出现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其中以宋教仁、秋瑾为代表；有的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其中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双方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融的地步，事情最后闹得无法解决，以至于留学生有分裂的危险。

　　日本报纸看到这种情况就对中国留学生大加讥讽，其中《朝日新闻》说他们是“乌合之众”、 “放纵卑劣”挖苦中国人缺乏团结力。陈天华不堪忍受日本人的羞辱，又痛心留学生不知自爱、悲愤难抑，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二天就愤而跳海自杀年仅31岁。
　　革命党人在进行舆论宣传的同时也积极组建革命团体，比如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团体纷纷建立，对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由于中国人的乡土观念非常浓厚，在各省之间没有很好的沟通前以省为单位建立革命团体感情上易于接受，组织上也便于管理，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已经有必要打破同乡、同省的界限，打破山头林立的局面，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
　　要想建立一个囊括全国十余省的革命组织，将原来互不相属的革命团体统一起来并非易事，非威望崇高之人不能完成，而当时中国革命界威望最高者莫过于孙中山。当时孙中山将发展革命力量的重点放在国内的会党和国外的华侨上面，他认为“秀才不能造反”，所以对留学生这一块儿一直都不重视，故以前虽曾长期逗留日本但和这里的留学生交流较少、接触面不广。
　　1905年春孙中山应欧洲留学生之邀前往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和当地留学生就中国革命进行方法发生激烈争辩。当时“辩论达三日三夜之久”，事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转变，开始留意留学生，并在欧洲逗留一段时间后前往当时留学生的聚集地日本。

　　在当时的留日学生中湖南学生总数达到800余人，占到全部留学生的四分之一强，在留日学生中具有绝对的影响力，而湖南留学生中的首领人物黄兴在全体留学生中也颇有威望，因此要想实现革命力量的联合，孙中山和黄兴合作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