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06　09:54:37

　　第十四章 新的商业帝国（4）
　　郑氏重要史料之一，郁永河写的《伪郑逸事》中，对郑成功有如下的评价：“成功以海外弹丸地，养兵十余万，甲冑戈矢，罔不坚利，战舰以数千计；又交通内地，遍买人心，而财用不匮者，以有通洋之利也。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以达厦门，然后通贩各国。凡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于是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
　　这则资料殆可见郑氏当年的海上雄风。
　　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可以分为东洋航线与西洋航线。东洋航线即日本航线，西洋航线即东南亚航线，其中与日本的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事实上，日本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大头，主要原因是日本对中国商品需求量很大，而且价格比较好。对郑成功来说，对日贸易不仅仅是获得巨额利润，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可以从日本获得大量的战略物资。
　　在清郑战争中，郑成功是处于弱小、不利的一方，在陆上的劣势更加明显。缺少骑兵，缺少攻城武器，粮食问题很严峻，缺少铜、铅等战略物资。
　　1651年，参军冯澄世建议通好日本，因为日本“粮饷充足，铅铜广多”，如果能“借彼地彼粮以济吾用，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
　　郑成功也确实与日本关系不错，《伪郑逸事》记：“海外诸国，惟日本最富强，而需中国百货尤多，闻郑氏兵精，颇惮之；又成功为日本妇所出，因以渭阳谊相亲，有求必与，故郑氏府藏日盈。”
　　这里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日本对中国商品需求量很大；
　　第二，郑成功的兵力强大，日本政府显然不愿得罪他，以免他走投无路时率军队攻打日本，称霸海外；
　　第三，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身上有一些日本血统，日本政府也比较愿意支持他。

　　再来看看西洋航线，即东南亚航线。
　　郑成功的商船队在东南亚的贸易范围很广，综合中外史料，至少同八个地区有贸易关系。这八个地区分别是巴达维亚、东京（非日本东京，而是在越南北部）、暹罗、广南（越南中部）、马尼拉（吕宋）、柬埔寨、柔佛（马来西亚南部）、北大年（大泥）。这基本上涵盖了东南亚主要的商业中心。除此之外，他与台湾大员的荷兰人也有贸易往来。
　　为了斩断郑成功的海外贸易链，清政府也是费尽苦心。
　　在满清入主中原之初，并没有实行海禁政策，清辖区的商人仍然可以出海营商，清廷也不干涉，只是加强管理与征税：“往来洋船，俱着管理，稽查奸宄，输纳税课。”
　　1653年，随着郑成功在东南的崛起，清廷又一次重申洋船的管理：“洋船往来，加紧稽查，防范奸宄，收取洋船课税，仍交布政使解京。”
　　可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出了陆地，就不是清政府能管得了，而是由郑成功接手。如果没有郑成功发放的牌票，想要自由自在地前往东、西洋贸易，这谈何容易呢？出海就得听国姓爷的，这就是当时海上贸易的潜规则。

　　满清政府懊恼地发现，自己管辖着中国大部，可是治下的商人却源源不断地把银两交到敌人国姓爷的手中，这怎么行呢？1656年的“禁海令”终于出台，这对郑成功来说，是一大生死考验。
日期：2011-12-08　16:55:17

　　第十四章 新的商业帝国（5）
　　我们以日本航线为例来说明，从中国驶往日本的商船，1656年为57艘，1657年为51艘，1658年为43艘，呈现持续下滑的局面。

　　但是事实证明清廷要困死郑成功并非那么容易，因为郑成功使用了很多方法来打破清廷的“禁海令”的封锁。
　　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军事手段占领尽管多的沿海地区，把清占区变为郑占区，禁令自然便成一张废纸了。
　　从1656年下半年到1657年上半年，郑成功连续主动出击，占领闽安及闽东沿海，之后又在浙江南部攻城略地。因而东洋航线的船只数量1657年只比1656年减少约10%，可见郑成功的反击意义是很大的。
　　随着1657年下半年，闽安失守后，郑成功被迫放弃浙江与福建北部沿海，这又导致了次年贸易规模的大幅下降。
　　打破禁海令封锁的第二个方法，是贩卖东南亚货物到日本。

　　海禁令的实施，令郑成功获得国内商品的难度大大增加，倘若没有商品，如何出口盈利呢？这里有一个潜在的巨大商机，即日本政府只允许中国商船与荷兰商船前去贸易，对其他一切船只一概拒绝。这意味着东南亚的商品，也只能通过郑成功或荷兰人才能进入到日本。
　　在《东印度事务报告》中，记录有从1654年11月3日到1655年9月16日间，共有五十七艘中国帆船驶往日本长崎，其中四十一艘发自安海，多属国姓爷，五艘发自福州，三艘发自大泥（北大年），两艘发自广南，一艘发自南京。
　　在《巴达维亚日记》中纪录有1656年到1657年间：“驶入长崎的四十七艘中国帆船，全部属于国姓爷及其一伙。其中自安海发航的占首位，达二十八艘，柬埔寨十一艘，暹罗三艘，广南二艘，北大年二艘，东京一艘。”
　　我们从这两则史料中可以看出在1656年后，郑成功对日贸易的一个重大变化。在前一则史料中，从安海发至日本的船只占总数的72%，而在后一则史料中，则下降至59%。这里的安海并非指郑芝龙经营的安平城，而应该泛指厦门至白沙这一区域。
　　当初郑鸿逵将兵权交给郑成功后，剩余船只改装为渔船与商船，在厦门与安平之间的白沙筑城。郑鸿逵于1657年去世，在他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病魔缠身，瘫痪在床，因而白沙城及其船队实际上已被郑成功所接管，清军曾几次进攻白沙城，均以失败告终。

　　自1656年，由安海直接驶往日本的船只大大减少，可见此时郑成功商船在国内货源上相当不足，商船不得不先到东南亚购买当地商品，然后再往航向日本。这种航线固然成本较高，然而也是不得已为之的权宜之计。
　　“海禁令”没能起到清廷预想的结果，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行不力。
　　满清入主中原后，实行“以汉制汉”的政策，在广大的清占区中，多数官吏都是从南明阵营中投降过来的，这些人也很难谈得上对朝廷有一种忠诚，只是权衡自己的利益罢了。
　　海禁虽然表面上严厉，实际上实行过程中漏洞百出：“我朝严禁通洋，片板不得入海，而商贾垄断，厚赂守口官兵，潜通郑氏，于是海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财用益饶。”从郑氏集团叛降的黄梧后来也说：“令虽禁止沿海接济，而不得其要领，犹弗禁也。”
　　清政府也意识到海禁令并不能从根本上打击郑成功的海上贸易，到1661年，终于采纳黄梧的“沿海迁界”政策，这个政策的出台与影响，留待下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