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12-27 12:07:49

　　下面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王安石为什么具有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呢？
　　其实说白了，王安石之所以宁愿呆在地方也不愿在中央为官的目的即在于他想干点实事，这也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他考科举那完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以及政治理想，说通俗一点，那就是为国家服务、为人民服务。
　　当时的北宋，政府机构十分庞大，人员复杂，人浮于事，尤其是那些京官，实在是中看不中用。而王安石是有理想的，他不愿意尸餐素位。但在地方上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当地方上的一把手，比如说县令，只有这样，王安石的政治才能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中央，他无所适从，在地方，他却很给力。
　　加上当时的宋仁宗施政保守，像王安石这样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他是无法接受的，如此一来，王安石便想到基层去锻炼，更加地深入民间，以了解民间的疾苦。
　　而宋神宗就大不一样了，他上台伊始，便一心想谋求国治，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尤其想在对西夏的战争中取得绝对的胜利。于是他广开言路，要求大臣们积极上书言事，就如何治理好国家、如何谋求国家的富强等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与意见。
　　而那些个文官们大多已习惯了北宋的政治状况，各部主要官员也都一大把年纪了，哪里还有什么变革进取之心，上书他们倒是上书了，只不过说的都是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诸如以德治民、以礼待人、远小人亲贤臣之类的。
　　这些当然都是废话，作为一个英明的君主，关于这些他应该打小就知道了，还需要你们这些老匹夫再来讲一遍？宋神宗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真正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而不是这些空洞的大道理。
　　当时的文官们，比如说文彦博、曾公亮、司马光等人，那可都是历经几朝的著名元老，都很年迈，也都很保守。他们认为宋神宗太年轻了，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不宜操之过急。但对于想有作为的宋神宗来说，他显然已经等不及了，他要有所作为，他要励精图治，因此，他对这些文臣的上书感到十分失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向他推荐了王安石，宋神宗不由的眼睛一亮，想到了王安石的那份《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想到了那个不愿意做京官的他。
　　当时的王安石正在江宁为母亲大人守孝。宋神宗先是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后又立马诏他为翰林学士。
　　对于这次任命，王安石二话不说，立马奔赴京城。之所以现在的王安石跟以前不一样，那是因为宋神宗即位了，他能预感到这位年轻的皇帝想要有所作为，想要干一番大事业。
　　他的机会终于来了！
　　来到京城，君臣二人一见如故，在几次谈话之间，王安石将自己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具体改革方案说了出来，说得宋神宗是茅塞顿开，几乎是废寝忘食。想来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与诸葛亮的那一番畅话亦不过如此。
　　经过几番畅谈，宋神宗下定了决心，立志改革变法。
　　宋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主持变法。
　　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大的变法总是会引来无数人的反对，总是会遭遇到无尽的阻力，商鞅变法是这样，孝文帝改革也是如此，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王安石的变法主张遭到了许多大臣的反对，且这些大臣都是赫赫有名的元老重臣，但王安石始终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宋神宗也没有动摇，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支持王安石变法。

　　熙宁三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位，并大力提拔支持变法的新党人物。在王安石变法最困难阻力最大的时候，宋神宗也总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王安石，哪个敢反对的，就罢哪个人的官。这样，苏轼离开了朝廷，司马光也离开了朝廷，而新党人物如吕惠卿、曾布等人却都得到了重用。总之，这时的宋神宗对王安石那是言听计从，彼此之间十分信赖。
　　王安石的政治才能终于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因为他遇到了知己，这个人就是宋神宗；而宋神宗的全部梦想也都寄托在了王安石的身上，君臣连心，将这个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在这期间，因为变法，因为某些纠纷，身为九五至尊的皇帝宋神宗居然还向王安石赔不是了，惹得后世的朱元璋以及乾隆爷那是大为恼火。要知道，中国封建时代的君主专制到了明清之际达到了鼎盛，皇帝永远是那么的高高在上，哪还有什么道歉这回事？
　　应该说，北宋时期的君臣关系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有时简直就是亲如兄弟，而像宋神宗与王安石这样为了共同的信念而携手改革的壮举，更是将这种良好的君臣关系表现到了极致。
　　人生得遇一知己，足矣！
　　至此，北宋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共同联手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