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陈寿《三国志》及采用《三国志》内容的《后汉书》记载，陶谦亲近小人，疏远君子，甚至还曾联合自称“天子”的反贼阙宣——这个问题就大了，徐州之乱，实际上是他埋下的祸根。
　　但根据《三国志》注文，裴松之引用的《吴书》记载，陶谦刚直忠厚，是不折不扣的好干部。

　　那么，陶谦为什么在史料中的形象会有天壤之别？
　　这一切源于一个人的意外死亡，这个人就是曹操他爹、大太监曹腾之子（当然是养子）、当过皇帝（他孙子曹丕给他追认）的曹嵩。
　　以上几部史书，关于曹嵩之死的记载也有很多疑点：《三国志•武帝纪》、《后汉书•曹腾传》、《后汉书•应劭传》都记载曹嵩被杀，是由陶谦指使部将所为，谋杀曹嵩的元凶是陶谦。而《后汉书•陶谦传》、《吴书》则记载是陶谦的部下贪图财物，擅自袭杀了曹嵩，认为陶谦并不知情。《三国志•陶谦传》甚至对这一事件避而不谈。

　　如此褒贬不一，如此相差甚远，如此讳莫如深，当然不只是史书作者不了解事情真相那么简单，背后真正的原因是史书作者的立场问题。
　　所有史书，其实都有编著人的倾向、立场在其中，尤其是官方著书比私人著书的政治倾向更加明显。比如唐朝官方史书一定会说李世民被逼无奈才发动玄武门政变，清朝修的《明史》则一定会向崇祯皇帝身上泼脏水。这是一种惯用的统治手段，几千年以来，从不例外。
　　《三国志》当然也不例外。作为晋朝政府认可的史书，《三国志》以晋朝承袭的曹魏为正统，视蜀汉、孙吴为僭伪政权，书中自然免不了有一些对曹魏集团人物的褒美之辞。
　　曹嵩之死，直接导致曹操后来的徐州屠城，这是曹操人生的一大污点，《三国志》及采用《三国志》内容的《后汉书》为了找出一个合理的借口，所以将曹嵩之死的责任推到陶谦头上，使曹操“师出有名”。《后汉书•应劭传》甚至将曹嵩被杀的时间，放到曹操第一次攻打徐州之后，似乎这样也就一并解答了陶谦为什么要杀曹嵩的问题——陶谦被曹操揍了一顿，想报仇血恨，杀不了曹操就杀了曹操他爹。

　　因为有这一层深意，所以《三国志》、《后汉书》关于陶谦和曹嵩之死的记载可信度不高。反倒是《吴书》，旁观者清，孙吴政权与陶谦没有多少直接利益冲突，早年孙坚与陶谦虽有联盟，但后来到孙策时期，孙策又与陶谦交恶，《吴书》不必为褒美陶谦而歪曲事实，因此记载更为可信。
　　除此之外，《三国志》、《后汉书》的《陶谦传》都有相似的自相矛盾之处，是刻意向陶谦身上泼脏水的直接证据。
　　这些自相矛盾之处，都是为了说明陶谦如何如何亲近小人、疏远君子。其中最滑稽的一条是，陶谦疏远名士琊邪人赵昱，所以就举荐他为茂才，让他做了广陵太守。
　　我们可以想一想，陶谦把一年只有一个的茂才名额给了赵昱，还让赵昱担任广陵太守这样重要的职位，能算是疏远君子吗？如果算是，那么后来曹操让陈登担任广陵太守，难道也是疏远君子？在徐州任上，陶谦前后选拔了陈登、麋竺等人作为高级官员，陈登、麋竺是世人公认也是《三国志》作者承认的正直君子，这是重用君子，还是疏远君子？

　　再者，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陶谦为官不正，徐州治理不好，那么为什么“流民多归之”（《三国志》），从关中等大老远的动乱地方偏偏跑到徐州避难，这不是饮鸩止渴，只求速死吗？
　　这样综合分析，也许更加接近历史真相。
　　根据对史料的筛选分析，我们可以还原一下曹嵩之死的真相：
　　罪魁祸首叫张闿，是陶谦手下的一个军官。有一天，张闿无比惊讶地见到了钱。本来见到钱没有什么好激动的，令张闿无比激动的是钱的数量——足足装有一百多辆大车的财物。张闿活了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他在心里大致估算了一下，别说一辈子就是十辈子也赚不了一车，何况眼前有一百多车，那够多少辈子赚的？张闿数学不好算不清楚，他只知道心里痒痒得难受。虽然那钱是有主的，但张闿实在禁不住诱惑，不管三七二十一带领手下的士兵们制造了东汉末年一桩骇人听闻的杀人抢劫案。之后，张闿带着赃物跑到淮南逍遥去了。

　　这是人为财死、钱能害身的一个鲜明例证。
　　张闿逍遥去了，他的上司陶谦却逍遥不起来，而是大祸临头了。
　　因为受害人不是一般人，是曹操他爹。

日期：2009-11-26　22:28:14

　　徐州殇
　　曹操怒了。
　　按照曹操的哲学，从来只许他对不起别人，不许别人对不起他（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得知老爹和弟弟等家人全部被杀，他二话不说决定起兵报仇。凶手张闿已经跑了，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陶谦跑不了，徐州更跑不了。
　　不久，即使放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来看，照样罪恶昭著、惨无人道的一幕出现了：
　　初平四年（193年），曹操击（陶）谦，破彭城傅阳。谦退保郯，操攻之不能克，乃还。过拔取虑、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自是五县城保，无复行迹。初三辅遭李傕乱，百姓流移依谦者皆歼。（《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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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读到这些内容，我都有种无语的感觉。
　　再多的言语也难以说清如此的罪恶，再多的辩解也难以掩盖这样的事实（曹操屠城还有多次）。

　　曹操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尤其在当代，曹操少守拘束活出真性情的个人主义风格，符合很多人的口味，很受一些人的推崇。
　　但我们同时也不应该选择性地忘记曹操的罪恶。屠杀几十万人口，堪比南京大屠杀（如果以所占人口比例来计算，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罪行令人发指。
　　曹操为报家仇可以理解，乘机攻城略地可以理解，追究凶手张闿的责任可以理解，甚至不论陶谦知情不知情追究他的连带责任也可以理解，但无论如何，责任是追究不到手无寸铁的徐州百姓头上的。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杀光，实在是罪大恶极。
　　我虽然读书不多，道理懂得不多，但至少还是分得清善恶的，起码还是知道滥杀无辜不是丰功伟绩，屠戮妇婴不是不得不为，而是十足的残酷和暴虐。
　　任何一个人，哪怕再贫穷再愚昧再落后，也不是生来被人滥杀的。
　　当然，我们不必因此就将曹操一生的所有作为都全盘否定。应该就事论事，实事求是，在看到他的一些功绩的时候，也不必回避和掩饰他的罪恶，应当正视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任何矫情和掩饰，都是徒劳的。
　　有人将曹操称作“可爱的奸雄”，恕我愚钝，我实在看不出曹操可爱在何处。
　　对于当时的徐州人民来说，无论是被屠杀的，还是活着的，曹操对他们来说更谈不上可爱，而是深入骨髓的可怕和咬牙切齿的可恨。
　　作为徐州牧的陶谦就是又怕又恨，人民都快被杀光了，他还牧个什么？而且曹操要杀的人首当其冲的就是他。
　　第一轮屠杀于兴平元年（194年）春天结束。不是曹操忽然良心发现要回头是岸，只是因为没有军粮了，士兵们是不可能饿着肚子打仗干活的。所以他带着军队回到根据地兖州度春荒去了。
　　徐州迎来了一段时间的安宁。

　　这是暴风雨到来之前短暂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