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此同时，与蒙哥汗一同南征的忽必烈返回开平，在合丹(窝阔台之子)、阿只吉(察合台之子)等西道诸王和忽必烈弟末哥、诸王塔察儿、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哈撒儿之子)、忽剌忽儿(成吉思汗弟哈赤温之子)、爪都(成吉思汗弟别勒古台之子)等东道诸王的推举下，即大汗位。
　　一夜之间，帝国出现了两位大汗。按照蒙古传统，选汗的“库里台大会”应在斡难河之地举行，而且必须有各系宗王参加。阿里不哥没有召集所有宗王会议，有违传统，而忽必烈在汉地自行集会选汗也有违传统。两个都不太名正言顺的大汗，只能要靠实力来证明谁是正统了。
　　兄弟二人同室操戈，各汗国、宗王也分别加入双方阵营，经过四年内战，阿里不哥败北，被忽必烈终身监禁。
　　大汗总算只剩下了一个，但经过这场动乱，蒙古四大汗国中的三个都开始各自为政。除了亲弟弟旭烈兀建立的伊儿汗国坚持臣属之外，忽必烈统治区域仅限于中国、蒙古本土和西藏。西方很多史家干脆称其统治的区域为“忽必烈汗国”，降格到与其他汗国平等的位置。
　　这是蒙古帝国的第一次崩溃，那座小小的钓鱼城，是名副其实的“上帝折鞭处”。
　　（二）重组帝国的努力——忽必烈的“大元朝”

　　一生以草原游牧文明为本位的成吉思汗，可能做梦都不会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农耕文明的皇帝，被自己的孙子追认为“太祖武皇帝”。自己的建立的“也客.蒙古.兀鲁斯”（大蒙古国）也演变成了“大元王朝”。
　　对于他来说，忽必烈是典型的不肖子孙——一个违背了传统，违背了他的箴言的孙子。
　　当然，忽必烈是决不会承认自己的不肖，他不止一次的努力将那些不听话的堂兄弟们拉回自己的控制范围，与窝阔台汗国海都征战，坚持对于察合台汗国汗王的册封，尽力维持对伊尔汗国的宗主权，都是在彰显自己是蒙古帝国的合法大汗。
　　但在现实中，他知道自己已无法回到祖、父、兄的时代，那个依靠传统、武力和血缘维系的帝国已经一去不返。他必须找到新的方法来重组帝国。
　　他需要法统，一个新的，从根本上确定他地位的法统。
　　在东亚，谁也不能否认，中国皇帝是“天子”，是中央之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拥有皇帝的称号，谁就是万邦之主。这代表代表文明、神圣、传统的称号具有极大的号召力，是现成的法统。

　　一向被称为“天朝”的中国不是即将被自己所征服了么？一向被称为“天子”的中国皇帝不是就要成为自己的俘虏了么？这个古老而神圣的法统自己为什么不能接手呢？
　　成为天子，成为皇帝，就可以既稳固汉地的统治，又给自己帝国大汗的身份带上新的光环。
　　于是，在坚持自己是正统的“蒙古大汗”之外，忽必烈颁布即位诏，提出要“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2]，成为了中国皇帝。
　　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中说,忽必烈“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他的王朝……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
　　这话有些道理，但与其说忽必烈是把蒙古帝国变为中国帝国，不如说他是在把两个帝国用并行的方式合二为一，并借此将蒙古帝国从新组装。
　　既然是并行，作为最高统治者，也就不得不身兼二职。
　　而身兼二职，尊号就不得不麻烦一些。忽必烈将自己之前的蒙古可汗全部追认了皇帝庙号，成吉思汗为“太祖”，窝阔台为“太宗”，贵由为“定宗”，蒙哥为“宪宗”，亲生父亲拖雷虽然只做过监国，也被追认为“睿宗”。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自然是“世祖”。
　　而为了表明“蒙古大汗”的身份，汗号也不能废除，忽必烈汗号为“薛禅汗”。以后诸帝一体因循，元成宗铁木尔，汗号“完泽笃汗”；元武宗海山，汗号“曲律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汗号“普颜笃汗”；元英宗硕德八剌，汗号“格坚汗”••••••
　　1279年，南宋灭亡，中国皇帝也只剩下一个，忽必烈正式定国号为“元”，一切似乎都大功告成。
　　可惜，在武力来决定法统的时代，任何华丽的外衣都只能是装饰。忽必烈从始至终，都只能做个不太名副其实的蒙古大汗——那些兄弟汗国根本不买他新建法统的账，在手中的只有一个虚名。
　　虚名就虚名吧，至少别的兄弟连虚名都没有，他们只能去做自己的“金帐汗”、“察合台汗”和“伊儿汗”。而他自己，也只能专心地作好更实在的工作——大元皇帝。

　　可是，可汗和皇帝是不同的，可汗属于放牧的草原，属于铁血的战争，属于残酷的征服；而皇帝，属于耕作的原野，属于书册典籍，属于礼仪教化。
　　做皇帝，是要汉化的。
　　这，原本不是问题。忽必烈曾经极为仰慕汉文明，蒙哥汗时受任掌理漠南汉地，便大力延揽汉族儒士，推行汉化。在他的“金莲川幕府”中，有着成群的汉人儒士，刘秉忠、杨惟中、姚枢、郝经、王文统等便是其中精华。在他们的辅佐下，他正纪纲、定法度、立省部、明黜陟、宽赋税、轻徭役、绌债负、重农桑；在他们的策划下，他违背传统与阿里不哥争位；在他们的簇拥下，他成为了大元皇帝。

　　而在他的军队中，汉人史天泽、李璮、张柔、严忠济等都是手握重兵，独当一面的大将，也是他得以定鼎天下的重要保障。
　　然而问题还是存在的。
　　蒙古人在进入中原以前从事比较单纯的游牧-狩猎经济。这和拓跋鲜卑、契丹、女真（满族）等民族在南下前长期附塞居住，与农业社会有较多接触相比来说，蒙古人对农业文明几乎全无接触和了解。要认识农业经济的重要性、接受相关的一套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他们要困难得多。
　　北魏、辽、金等朝代建国后，所接触唯一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就是汉文化。而蒙古建国后，除汉文化外，还受到吐蕃喇嘛教文化、中亚伊斯兰文化乃至欧洲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对本土文化贫乏的蒙古统治者来说，汉人儒家文化并不是唯一的治国良方。
　　再加上忽必烈以“蒙古大汗”自居，一直不放弃对四大汗国的宗主权，就必须保持漠北草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子孙们自然也很难摆脱草原本位政策的影响，去做一个彻底的皇帝而不再作“大汗”。
　　有这样的问题，只要一点点变乱，那汉化的脚步就会骤然停止。
　　何况，作为一个武力征服的王朝，变乱总是不能避免的。
　　1262年，在忽必烈刚登上帝位，正在与阿里不哥鏖战之时，他所信任的江淮大都督李璮以山东全境反叛，而这李璮的岳父又是他所倚重的中书平章政事王文统。

　　虽然在忽必烈的派兵进剿下，李璮仅坚持了五个月便身死族灭，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也以同谋罪被杀。但内外两个深受重用的汉臣竟会叛乱，这大大打击了忽必烈的汉化热情。
　　趁此机会，一直对忽必烈重用汉人不满的色目人群起进言：“回回虽时盗国钱物，未若秀才敢为反逆”[3]。色目人善于理财，没有汉人儒士那么多的礼教大义，又和蒙古人一样是外来者，只要在帮助皇帝搜刮财富之余满足自己的私欲，便不会有什么野心。感到汉人终究与自己不一条心的忽必烈开始重用色目人。任命中亚费纳客忒人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后又兼诸路都转运使，和左右部并入中书，最后超授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列于相位。

　　将“屡毁汉法”的阿合马拔擢为宰相，标志着忽必烈停止了汉化进程。有元一代，蒙古传统的分封采邑制、官工匠制、驱奴制、朝会滥赐制、商业上的斡脱（高利贷）制等原封不动的保留了下来。
　　这些落后的制度和在中原实行的税粮制（包括地税和丁税,规定地税多者交地税,丁税多者交丁税）以及在江南实行的两税制（夏秋两季缴税）同时施行。国家财政、地方财政、贵族食邑互有交叉，奴隶制与商品经济同步运行，出现的抵牾和混乱，可想而知。
　　忽必烈时的元帝国最为强盛，强盛得将种种问题掩盖。但这一国多制却是一粒种子，一粒帝国再次崩溃的种子。
　　（三）一粒种子的成长
　　1294年，元世祖、“薛禅汗”忽必烈驾崩。因为太子真金先他而死，皇太孙铁木尔继位，是为元成宗，“完泽笃汗”。
　　成宗即位后，在诏书中宣布自己将奉行先朝的成规，但也对爷爷留下的政策作了许多调整，首先便停止了对安南（今越南）的进攻，释放安南使节，同时又拒绝了大臣继续讨伐日本的建议，派使节出使日本，恢复邦交。从而专心治理内政。
　　在位十三年中，成宗的表现基本是一个皇帝的仁慈与文治，与金戈铁马的帝国可汗几乎不沾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