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孙湫愣了一下，心想，好嘛，强盗的嘴脸这么快就露出来了。他不动声色地说：“此事万万不可。鲁国是一直坚持周礼的国家，周礼也就是鲁国的建国之本。我听说，一个国家将要灭亡，它的根基必先动摇。鲁国现在虽然有内乱，但是没有抛弃周礼，还不到灭国的时候。以我之见，与其动刀动枪，还不如出一把力，帮助平息鲁国的内乱，以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亲近有礼有德的国家，依靠稳重强大的国家，离间有矛盾的国家，消灭政治昏乱的国家，这才是真正的霸主之路啊。”

　　齐桓公怏怏地说：“知道了，不用你教训我，这一套理论管仲早说过了。”
日期：2010-01-06　11:23:32

　　鲁闵公在位两年多，再一次陷入鲁国国君非正常死亡的宿命，被人暗杀在宫门之内。
　　而操刀者，不用说，仍然是“不去庆父、鲁难未已”的庆父。
　　据《左传》记载，鲁闵公的师傅看中了一个叫卜齮的人的土地，仗着有国君撑腰，便强行将那片土地抢夺过来，而鲁闵公也没有禁止。卜齮因此深恨鲁闵公，在庆父的安排下，半夜潜入宫中，将鲁闵公刺杀了。
　　鲁闵公的“闵”字，意思是在国内遭难。
　　季友再一次选择逃亡。不过这次他不是一个人逃，而是带上了鲁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
　　公子申的母亲成风是鲁庄公的小妾，她也听过季友出生时的那个传说，并且深信不疑，因而将儿子委托给季友照顾。当然，季友这个时候带上公子申出逃，还有一个考虑，他怕庆父继续乱来。鲁庄公的儿子虽多，但是按照这个速度死下去，恐怕很快要绝后，他想替哥哥保留一点香火。

　　如果说季友第一次逃亡情有可原的话，第二次逃亡则很让人难以接受了。这完全是不敢承担任何责任的表现嘛！
　　其实不然。只要想想，隔壁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齐桓公，咱们不难明白季友为什么再一次选择逃避：一旦鲁国发生内乱，齐桓公肯定毫不犹豫地派兵进行干涉，趁机吞并鲁国，或者扶持傀儡政权。
　　为了国家，他必须忍耐和等待，等待庆父“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那一天。
　　而那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庆父两次弑君的行为引起了鲁国国内的公愤，而且他与哀姜之间的奸情也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鲁闵公死后，哀姜作为国母，一点也不悲伤，反而积极活动，到处给庆父拉选票，企图立庆父为君。

　　在她看来，如果庆父当了国君，将她这位嫂嫂堂而皇之地立为夫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当年卫国的宣公连自己老爸的小老婆都敢娶，叔叔娶嫂嫂又算得了什么呢？
　　然而，卫国是卫国，鲁国是鲁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别。鲁国人历来以“周礼尽在鲁矣”为傲，加上因为文姜的事，本来就对齐国的女人深有成见，现在哀姜又明目张胆地与庆父淫乱，实在是太伤害鲁国人民的感情了。朝野均有传言说，鲁闵公的死，其实是庆父与哀姜合谋为之。奸夫、淫妇、乱伦、弑君种种罪行加在一起，使得庆父与哀姜在舆论上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社会上群情激愤，公室大臣也纷纷密谋，打算将他们绳之以法。

　　庆父见势头不对，顾不上哀姜，仓皇逃亡到了莒国。哀姜得知消息，骂了一句“没良心的“，收拾东西，也连夜逃亡到邾国。唉，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是一对野鸳鸯？
　　庆父走后，季友带着公子申众望所归地回到了鲁国，填补了权力的真空。公子申被立为君主，也就是历史上的鲁僖公。
　　一场本来要流血的斗争，变成了和平的拨乱反正。季友的智慧与远见，确实对得起“季氏亡则鲁不昌”这句话。
　　鲁僖公即位不久，派使者前往莒国，要求引渡庆父。莒国人要求了一笔贿赂，将庆父送回鲁国。走到一个叫密的地方，庆父派公子鱼先行一步，去找季友说情，希望季友看在兄弟的份上，免他一死。
　　其实，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又岂是季友一人能够说了算而赦免他？公子鱼没有完成使命，哭着回到了密地。庆父未见其人而先闻其哭声，哀叹道：“这是奚斯（公子鱼字奚斯）的声音啊。”上吊自杀了。
　　哀姜的下场也不好。齐桓公急于向各诸侯国表白他的正义感，不但不为哀姜提供保护，还派人到邾国把她捉拿归案，处以死刑。齐国既然表现出这么高的姿态，鲁国也不能落后于人。鲁僖公派使者前往齐国，请求将哀姜的尸体归还鲁国，予以厚葬，以示对齐国的尊重。
　　对齐桓公这一大义灭亲的举动，《左传》冷冰冰地评论：齐国人杀哀姜实在是太过份。女人既然嫁出去了，就是夫家的人，如果犯了罪，也应该由夫家来处罚，轮不到娘家人越俎代庖。
　　左丘明不领情应该是有原因的，虽然他不明说，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斗胆猜测一下：鲁国内乱，齐桓公既有趁火打劫之心，则很有可能与哀姜密谋，里应外合，以夺取鲁国的政权。但是没想到形势发展得那么快，庆父与哀姜先后逃亡，齐桓公怕事情败露，坏了名声，哪里敢把哀姜交给鲁国人处置，所以急急忙忙把她给杀了。
　　这样猜测，算不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日期：2010-01-06　16:50:32

　　15、扶危救难姜善人
　　一直以来，中原的居民都将自己视为黄帝部落的后裔，自称为“华夏族”，中原诸国也因此自称为“诸夏”或者“中国”。而散布在中原四周的各少数民族，一概被称为“四夷”，根据其方位，又被分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这当然是一种笼统的称呼。如同我们当年将所有高鼻子挖眼睛的人都称作“西洋人”一样，这种称呼中包含着惊讶、畏惧、蔑视等复杂感情，还有对外来文化不求甚解的傲慢态度。
　　在中原人眼里，四夷均是未开化的野人，非我族类，不相为谋。即使是象楚国这样曾经受封于周王室的国家，因为长期居于蛮夷之地，也被视为蛮夷之国，在《春秋》前期的记载中，从来不称之为“楚”而称之为“荆”，这就好比日本人不把中国叫做中国，非要叫做支那，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反过来说，中国人不把日本叫做日本，非要叫做倭，也是一种不尊重的表现）。
　　然而，正是这些不被正视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一次又一次引起中原的颤栗和震动。最严重的一次，莫过于周幽王年代的犬戎之乱，来自于西方的少数民族攻陷周朝的国都镐京，导致周王室东迁雒邑，由此拉开春秋时代的序幕。
　　按照周礼的规定，礼乐征伐都是天子专享的权利。各诸侯国即使对四夷用兵，也要向王室报告，捉到俘虏则献给天子，由天子来警惧外来入侵者。这一规定，随着周王室势力的衰落，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前面提到过公元前663年齐桓公向鲁庄公献戎俘，就是典型的“非礼”行，被左丘明抓着小辫子数落了一通。谁也不能说左丘明批评得不对。但是，在外族入侵面前，周王室自身尚且难保，偏安雒邑之后，更没有心思、也没有能力领导大家去征讨四夷，只能任由四夷肆掠中原。齐桓公既然以中原诸国领袖自居，主动担负起征讨四夷的责任，在客观上保卫了中原文明，就是大大的功德。至于献俘于鲁国这等芝麻小事，礼又如何，非礼又如何？想必周天子都不好意思提什么意见，何劳你左丘明搬弄是非？

　　迂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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