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8-11-27　19:35:49
　　剿匪的N种方法

　　大业十一年正月初一，本来应该是个喜庆的日子，然而这一天杨广却高兴不一起来。按照惯例，这一天全国各郡都应该派代表向皇帝祝贺新年，而这一年情况却有所不同，全国居然有二十多个郡的代表没有到。经过调查发现这二十多个郡的代表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所在的郡已经被乱民占领，压根不可能派出代表；一种是代表在路上已经被乱民杀了；一种是代表还在堵在路上，进退两难。
　　到了这个时候，杨广才意识到国内民变的严重，于是派出十二路特使奔赴各地，督促各地迅速平叛，维护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关于平叛，其实有很多种方法，隋朝的官员们也实验了很多种，结果没有一种是真正有效的。
　　第一种方法：残酷镇压。这个方法吐万绪和鱼俱罗用过，就是用蛮力强势弹压，结果人杀的越多，匪反而越多。之后民部尚书樊子盖也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比吐万绪他们更绝。吐万绪只打变民，而樊子盖则是什么人都打，他负责征调关中各郡军队数万人绛郡的变民首领敬盘陀。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樊子盖无论平民还是乱民，从汾水北岸开始见人杀人，见村屠村，遇到有投降的，概不接受，就地活埋。本来樊子盖以为这下就可以斩草除根了，谁知道适得其反，本来造反的只是极少数，现在变成了大多数，整个绛郡遍地都是乱民，数万军队根本无济于事。

　　第二种方法：镇压与耍诈并行。这个方法就是王世充的方法，事实证明非常失败，耍诈只能侥幸成功一次，第二次也就不灵了。

　　第三种方法：镇压与招抚并用，这种方法还能管点用，只是只能局部成功。在樊子盖剿匪不利的情况下，杨广派出了山西抚慰特使李渊。李渊一接受剿匪，马上采用镇压和招抚并用的方法，一方面对坚持抵抗的乱民残酷镇压，一方面对已经投降的变民尽量安抚，一手硬，一手软，结果变民很多投降，陆陆续续投降的居然也几万人。李渊手下的人多了，乱民头领敬盘陀手下的人就少了，两相对比，敬盘陀就吃不消了，索性脚底抹油到别的郡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了，而绛郡在李渊的招抚下又恢复了平静。

　　李渊的方法只能在一个郡起作用，并不能推广到全国，原因就在于皇帝杨广并不认可这种方法，在杨广看来，天下只分两种人，一种是良民，一种是乱民，良民不能杀，而乱民不能不杀，所以他主张对乱民要一杀到底，而且越多越好，看谁以后还敢造反。
　　然而杨广并不知道，所谓良民与乱民之间其实根本没有严格的界限，良民可以变成乱民，而乱民同样也能变成良民，良民与乱民之间有一个模糊的界限，那就是看老百姓能否维持正常的生活。如果百姓还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那么谁都愿意在良民，毕竟没有风险；如果百姓不能维持正常生活，已经民不聊生，那么良民就会迅速转成乱民，造反是个死，不造反也会被饿死，因此良民最终也会选择造反。

　　因此历代王朝的皇帝都有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要让老百姓维持基本的生活，这条底线也是历代王朝的红线，谁碰到了这根红线，那么这个王朝的路也就到了尽头。

　　现在杨广并不知道良民与乱民的区别，也不知道冥冥中还存在这样一条红线，因此就注定他在歧路上越走越远，不能回头。
　　从中国大历史的角度看，隋末的农民起义其实完全可以安抚下去的，因为杨广有两大优势，一是此时他尚能保持对全国的威信，二是隋朝的国库依然充盈（贞观年间马周上书唐太宗说，隋朝储备的米和布匹至今没有用完，此时隋亡已经十多年）。对比唐朝末年对藩镇的无奈，对黄巢的恐惧，相比之下，杨广所面临的形势已经好太多了，然而却被他一一错过了。
日期：2008-11-28　22:30:36

　　虽楚有才，晋实用之；虽隋有才，却不用之。尽管隋朝的国运很短，但隋朝的大臣还是不乏有远见卓识的能臣，纳言苏威就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杨广能采用他的方法，历史必定要重写。
　　在得知民变四起之后，杨广对民变变得敏感起来，每天都会追问民变的情况，也会追问到底还剩下多少变民。

　　大忽悠宇文述为了让皇帝安心，就随口应道：应该是逐渐减少。杨广追问：减少了多少？宇文述只能接着忽悠：剩下的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
　　听到宇文述无耻的回答，苏威在心里痛骂宇文述无耻，不过他也不想触皇帝的眉头，因此就挪动步伐，尽量站在柱子后面，好让皇帝看不到自己。
　　然而皇帝还是想到了他，“苏威，你来说说到底还剩下多少？”
　　苏威一看躲不过了，只能出来实话实说了，“这不是我的业务范围，我不知道到底剩下多少，我只知道变民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皇帝一听，愣了一下，“你这话什么意思？”
　　苏威壮着胆子说道，“以前他们只在山东邹平闹事，现在已经闹到了河南汜水，难道不是越来越近了吗？”
　　看皇帝没有反应，苏威接着往下说，“从前那些给朝廷缴纳田赋出劳役的平民都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都当了乱民呢？我认为各地报来的民变数字根本不可信，朝廷根据这些数字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再说当初在雁门郡的时候皇帝已经承诺不再征辽东，而现在又在征集粮草准备再战，这样民变怎么可能停止？乱民怎么可能消失？”

　　杨广被苏威的话给噎住了，他无法找出合适的语言来辩驳他，只能恨恨的看着他，“这老小子怎么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无数的史实告诉我们，大臣对皇帝不能说太多的实话，否则对自己很不利，苏威的遭遇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年的五月五日端午节，大臣们纷纷向皇帝贡献宝物表达自己的心意，别的大臣送的都是奇珍异宝，而苏威就送了皇帝一本书，《尚书》。本来皇帝端午节收礼物也就是图一个高兴，也没有指望靠收礼物发财，所以对苏威的小气也没当回事。
　　然而每个王朝只要有忠臣就一定会有佞臣，这两者就如同是猫和老鼠一样，缺了哪一个都不行。有苏威这样的忠臣，就有一些佞臣，看着苏威送皇帝《尚书》，佞臣们开始在这本书上做文章，很快让他们给找到了。
　　《尚书》里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五子之歌》，记录的是夏朝三任帝姒太康的母亲和五个兄弟在河边做的五首歌，主要内容是对暴虐的姒太康的一些抱怨和指责。佞臣们就把《五子之歌》与苏威犯上联系到一起，把杨广和姒太康联系到一起，最后得出结论：苏威是说皇帝跟姒太康一样的德行，献《五子之歌》绝对是不怀好意。
　　佞臣们把小报告打到了杨广那里，杨广对苏威的怒气就积累了下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