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封神”未免完全流于神话，不过神话都是起自于历史的。在周朝建立之后，确实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封赐，不过这却不是神话所言的“封神”，而是“分封”，而主持这场分封的也不是姜太公，而是他的同志兼同事，武王姬发的四弟，大名鼎鼎的周公姬旦。
　　所谓分封，就是对诸侯“封邦建国”，把周天子的同姓宗室子弟、异姓功臣宿将、地方部落首领等分配到当时华夏文明所及的各地区。在这些地区上建立诸侯各自的封国，并对诸侯册封“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
　　不同的爵位，封国的大小也不一而同。天子的土地方圆千里；公爵百里；侯爵同样是百里；伯爵国七十里；子爵只有五十里的土地；男爵也只有五十里。如果土地不足五十里的封建领主就不归周天子管了，他们依附于邻近的诸侯（公、候、伯、子、男），被称为“附庸”。
　　当然这些国可不是随便封的。相传当时“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国。”在东方新征服的地区是周朝重点经营之地，武王姬发的弟弟康叔被封在了商人原来的都城朝歌（今河南省鹤壁市），以挟制河北平原的商人部落。

　　卫国的背面，今天河北邢台附近还有另一个姬姓侯爵封国-邢国，辅助卫国共同监控商人和东夷部族。
　　在更北的燕山和易水相交的地带，周武王的另一位弟弟召（shào）公奭（shì）长子在此封土称侯，此地便是燕国。燕国这块深入夷狄的周朝飞，地背山面水，是周朝势力范围内最后一块险要之地，通过它，燕国和南面同姓的卫国和邢国钳制了东夷部族的发展，也阻滞了北狄南下肆虐的步伐。
　　而商人的同族，东夷人的聚居地山东丘陵地区是周人另一个重点经营的地区，而周人对此地的安排也非常耐人寻味。泰山和沂蒙山的东面是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齐国，而西面则是周公的长子伯禽的封国鲁国。
　　齐鲁两国一武一文，周天子赐给齐国代天子征讨的特权，同时赋予鲁国掌管天子礼乐，联系中原和东方，宣播周天子的教化的角色。前者以军事手段降服东夷，后者则以文化方式同化异族，可谓是相得益彰。
　　作为连接周人和北方戎狄部落的屏障的山西高原，则分封有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弟弟唐叔虞的晋国，除此之外该地区还有大量的姬姓封国，控制这些周王室的关键要地。
　　“封神榜”中自己人被封了，敌人也有被分封的。现实中一样如此，投降周朝的商人被封在了进河南省东部地区，并被册封最高爵位-公爵。

　　爵位这种虚名当然是假的，作为前朝遗民，宋国表面上很尊贵，实际上地位非常尴尬。东有鲁国，北有卫国，南有蔡国，西有管国等等，周朝安排了一圈姬姓国家看住宋国，而这块地方也是四面平原，无险可守。
　　周人在对商朝遗民的主体做了体面而可靠的安排后，便对另一支商人部族进行比被禁锢在固有势力范围内的宋国更加悲惨的处置。他们被周人强行西迁到了陇西，被夹在了周人的大本营和蛮族之间，为周王室饲养战马。这让他们在帮周王室做挡箭牌的同时还不得不牢牢依附于它。更不济的是，他们连宋国这样的名分都没有，连个封国都不是，仅仅只是附庸而已，这就是秦。

　　其他一些部落首领，如大禹的后代被封在了杞国，舜的后代被封在了陈国等等，至于其他的一些未完全开化的部落或是和前朝有着暧昧关系的族群，则都被分封在了边疆蛮荒之地，如楚国和徐国等。关于各国的情况，在后面的会一一详细提及。
　　而周天子自己则坐镇周部落的龙兴之地渭河平原，称之为宗周地区，都城镐京位于今天西安左近。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周王室在洛阳盆地还有封地洛邑，此初被称为成周。洛阳盆地是连接中原和东方的战略要地，这一点从三国时期董卓面对关东诸侯的追击，在逃往长安之前毁掉洛阳城中可见一斑。
　　统治并不必做到将自己的势力完全覆盖到所辖范围内的每一点，这样成本太高，事实上也没人真能够做到。只要能站在法统的制高点，占据核心要地，控制关键节点，外再辅以武力挟制。
　　除了硬性的武力手段之外，文化安抚和血缘同化等软性手段在长期的统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
　　日期：2011-11-11　15:43:32
　　宗法礼乐

　　为了保持天下的长治久安，分封的体系被设计成了自上而下一体式的。天子分封诸侯，建立各个诸侯国。诸侯在封国中再将大夫分封到各封邑，在各自封邑中，大夫拥有为数众多的家臣士人，由这些士人们统管底下的庶民和奴隶。这五个阶级构成了整个国家的基本组织形态。
　　为了保证江山永固，周王室对阶级的划分是绝对的，永久性的，地位都是世袭的。为了保证这种阶层的固定性，周朝统治者用法律和礼教双重手段来维护这种阶级划分，既用武力又用文化，软硬兼施。让僭越者不仅承担法律上的严重制裁，也要接受道德上的严厉谴责。而这礼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礼。
　　按照周礼的宗法分封制度，天子的后代子嗣中，嫡长子，也就是正妻的长子为合法继承人。其余的诸子是小宗，依次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子嗣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继续向下将封邑传给嫡长子，其余诸子成为士人。由此形成家-国-天下的社会等级结构。
　　一旦分封完毕，所封土地就由受封者实际控制，而上一层的统治者对土地只有名义上的所有权。当时的土地采取井田制任何一块可耕地都被划分为井字形的九块，周围八块为封邑的私田，中间那块是公田。私田的产出归封邑所有，而公田的产出则作为供奉，上交给上一层的贵族。
　　这样宗法分封制其实就是一种家族化的统治形式，国和家是一体的，公私权利是很难划分清楚的，大夫既是诸侯的家丁，又是诸侯国政府的官员；我是朝廷卿士，我的儿子也是，我的孙子还会是。

　　周人之所以开创性地分封建制，源于其农耕的生产方式已经基本确立，人和土地已经形成了很强的依附性，一改商王室政治中心长期游移不定的传统。而宗法制则是源自于周人的祖先崇拜，并将祖先崇拜推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阶段。这一点又和商人的鬼神崇拜，凡事以占卜为准，兄弟子侄皆可即位的习俗相去甚远。这是来自黄土高原的农耕部落和来自东部地区的渔猎部落在文化上的主要区别。

　　宗法分封制这种制度设计非常巧妙地将文化和政治结合在了一起，产生了相互促进的正反馈作用，加速了周朝初年政治经济方面的稳固。
　　这样的好处是周朝的统治范围会在一代又一代的分封过程中扩张，并且在这个扩张过程中血缘的纽带能保持诸侯们的向心力。
　　为了便于政治上的统一，周朝统治者淡化了种族的观念，代之以“华夷五方”的概念，即我们熟悉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中华（华夏）”来加速周边族群向华夏文明靠拢。
　　周朝的分封是一代一代持续进行的，因此各个封国的势力范围也是一代代地增长的。这种增长依靠的是农耕程度的提高和文化的融合，农耕文明所能提供的更多食物和由此产生的更多人口能够保证扩张的需要。
　　在周朝初年，各个封国之间都有着大片的无主之地和未征服地区，各国都是从最初的一城一池向外一个城一片田地扩张的。
　　和国土扩张相伴随的，是血缘的辐射。贵族血脉的不断扩散和下移，以及持续的通婚和联姻，使整个周朝越来越趋同于一个庞大的家族系统。加之辅以“华夷五方”概念的影响，各国内部和外部在血缘上逐渐趋近，文化上也随之靠拢，广义的华夏概念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