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却得到了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并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帝位。只到八月十二日，灵武派来的使者赶过来，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即位。肃宗有强大的朔方军为后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玄宗毕竟偏据蜀中一隅，至此也只有表面上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对肃宗擅自登基，把自己挤下皇帝宝座的这一行动，玄宗并未善罢甘休，他不安于肃宗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也就是说玄宗保留了发诰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也明显留了一手。

　　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并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这时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动又有了特殊意义。他已持有玄宗的两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纵容，于是更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
　　李璘兵败之后，史书给他扣上的逐条罪状。“召募军队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珦、李台卿、蔡垧为谋主”《旧唐书•李璘传》。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李璘所谓谋反的这些罪状，不过是玄宗所颁布旨意的具体化而已。李璘在南方发展势力，令肃宗大为不安，他诏令其赶快归觐于蜀，李璘没有听他的。肃宗当然不愿听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武装。而李璘原本听命于玄宗，自然不必从命于肃宗。在放手听任李璘发展势力的同时，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对策。他先后数次派亲信宰相重臣到肃宗身边，以图加强对肃宗的控制。至德元载（756年）八月，玄宗得知肃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 至德二载（756年）正月，“上皇遣平章事崔圆奉诰赴彭原”以上均见《旧唐书•肃宗纪》。肃宗当然不会听任玄宗的亲信事事掣肘，这些人先后被一一清除出中枢，“(韦见素)除左仆射，罢知政事，……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旧唐书•韦见素传》。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璘起兵的同时，玄宗没有安分守己做他的太上皇，在蜀中的政治活动也大为活跃，呈呼应之势。至德二载（756年）正月，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彙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以宪部尚书李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同李璘的活动既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又有地区上的共同性，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

　　日期：2010-03-31　22:39:31
　　太子李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太子李亨虽然肩负独撑北方战局的重大责任，但玄宗对其究竟能有多大作为实在没抱多大希望，而李亨自马嵬离玄宗而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是栖栖惶惶，无栖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寄兴复的希望于南方了。李璘正是背负这一使命赴任的。因同时受任的其他诸王皆未出府，故李璘此行，关系尤其重大。他所领诸镇，其开发程度虽不及江淮一带，但也并非无关紧要。早在安史之乱初，这一地区即为唐廷提供了大量兵源。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却得到了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并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帝位。只到八月十二日，灵武派来的使者赶过来，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即位。肃宗有强大的朔方军为后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玄宗毕竟偏据蜀中一隅，至此也只有表面上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对肃宗擅自登基，把自己挤下皇帝宝座的这一行动，玄宗并未善罢甘休，他不安于肃宗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也就是说玄宗保留了发诰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也明显留了一手。

　　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并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这时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动又有了特殊意义。他已持有玄宗的两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纵容，于是更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
　　李璘兵败之后，史书给他扣上的逐条罪状。“召募军队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珦、李台卿、蔡垧为谋主”《旧唐书•李璘传》。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李璘所谓谋反的这些罪状，不过是玄宗所颁布旨意的具体化而已。李璘在南方发展势力，令肃宗大为不安，他诏令其赶快归觐于蜀，李璘没有听他的。肃宗当然不愿听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武装。而李璘原本听命于玄宗，自然不必从命于肃宗。在放手听任李璘发展势力的同时，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对策。他先后数次派亲信宰相重臣到肃宗身边，以图加强对肃宗的控制。至德元载（756年）八月，玄宗得知肃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 至德二载（756年）正月，“上皇遣平章事崔圆奉诰赴彭原”以上均见《旧唐书•肃宗纪》。肃宗当然不会听任玄宗的亲信事事掣肘，这些人先后被一一清除出中枢。

　　日期：2010-03-31　22:41:38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璘起兵的同时，玄宗没有安分守己做他的太上皇，在蜀中的政治活动也大为活跃，呈呼应之势。至德二载（756年）正月，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彙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以宪部尚书李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同李璘的活动既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又有地区上的共同性，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

　　这时候，玄宗虽称上皇，实际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不过是由最初的独舞换做了双人舞。他仍以诰的形式发号施令，不仅像在朝皇帝那样命相遣将，甚至还保留着一个自外于肃宗朝廷的小朝廷。至德二载初李麟拜相，“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旧唐书•李麟传》，由此出现了国有二主的局面，南方玄宗朝廷和北方肃宗朝廷两个政治中心一时并存。

　　肃宗对此并不是毫无觉察。贺兰进明曾向肃宗进言：“(房）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璘为江南节度，颍王璬为剑南节度，盛王琦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诸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璘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旧唐书•房琯传》。

　　这句话正触到肃宗的痛处，南方玄宗的“南朝”及奉玄宗旨意统领重兵的李璘确是肃宗最大的心病。
　　黄河流域战乱不已，胜负难卜，唯有以长江流域尤其是富庶并且未受战乱波及的江淮地区作为凭仗，方可保证稳操胜券。因此这一地区不仅安禄山志在必得，也是玄宗和肃宗争相控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