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1-17 13:47:30
诸子鼻祖
管仲的一句名言道出了他超前的富民思想的理论依据:“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仲的改革首先是从“礼义廉耻”的伦常上开始的,以上层建筑的宣传为开端,由法制、民政、土改等一系列措施,自上而下地到到最基础的国民经济领域。但是经济作为基础,却会对处于上层的伦理纲常产生反作用,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可以不断持续增强改革的效果和成绩。
不得不说管仲非常高明,他的新政是一个可持续的模式,而不是竭泽而渔的掠夺式经济发展。我们两千七百年前的祖先就能够认识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作用和反作用,并且应用这一理论工具来对完善自己的改革,让他形成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系统。
这种颇具现代特色的社会观源自于管仲的哲学思想。在管仲看来世间万物是由微粒组成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其重视经济基础的来源。
有了微粒作为宇宙的质料,还需要规律来让宇宙运作。在管仲眼中这规律就是“阴阳之推移、阴阳之利用、阴阳之化”,其原动力就是所谓的“阴阳”。显然阴阳是一对矛盾,由矛盾而产生推动宇宙变化和运行的规律和动力。
这里的“阴阳”像不像我们所熟知的辩证法?管仲的哲学思想多么像辩证唯物主义啊。正是因为拥有这种哲学思想,管仲才能认识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基于相同的哲学观,管仲才会得出如此贴合于我们现代的社会经济理念。
在管仲的哲学基础上,道家学派进一步发展了朴素辩证法,形成道家形而上学的理论。阴阳家也沿着管仲的“阴阳”概念和科学的唯物世界观出发,建立起了早期中国自然科学理论系统。
管仲的哲学思想、法制理论、军事科学、土地改革、经济实践都被系统地进行了整理和收编,并经过管仲的门徒和后人的加工整理,形成了《管子》一书传世。
从前面的介绍我们看到,管仲的很多思想是后世诸子百家发展的理论依据。《管子》可以说是诸子百家的开篇综合之作。
管仲对诸子百家的诞生不仅提供了理论依据,更重要的是他的改革所产生出的社会环境。
管仲的法制改革规范了民生,经济改革增加了财富,土地改革重置了国民,这一切都形成了丰富的国民生活、创造了新的社会阶级。
儒家就来自于上层的贵族阶级,他们重视上层建筑,强调礼乐和秩序;道家源于小民阶层,享受寡民生活的乐趣,追求个性和精神的自由;墨家出身于耕战阶层,具有集体意识,致力于社会福利和天下大义。
在儒道墨法四大家中,受管仲影响最大的是法家,后世很多法家也认管仲为祖师爷。
管仲的所有改革措施在手段和目的上都是统一的,法制改革、土地改革、军事改革和经济改革都是相辅相成的。归根到底,管仲的新政根本上是制度改革,说是一场自上而下的不流血的社会革命也不为夸张。虽然看起来都是为了富民强国,但是所有的改革都指向了一个方向——中央集权化。
管仲的改革是春秋战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社会转型,为中国之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铺平了道路。
日期:2012-01-17 16:07:13
按序治国
沿着管仲所铺就的道路坚持走下去的,就是法家。他们采取更为严酷和全面的法制,将管仲的改革深化,并且把中央集权发展到极端的地步,形成了君主专制制度。
不过很有趣的一点是,后期的著名法家往往结局都非常悲惨。吴起被反对他的贵族万箭攒死在楚悼王的遗体旁;商鞅被五马分尸于咸阳闹市;韩非被同窗李斯陷害;害人的李斯自己又死在了自己的酷刑之下。
法家是所有各家中推进改革最为积极和酷烈的,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得罪既得利益的贵族集团,自己的下场自然凶多吉少。但是管仲的新政动作绝不比他们来得小,为何管仲不但能够明哲保身,而且还受到万众拥戴呢?
从失败中我们更容易看清楚成败的关键性原因,但是在成功中,这些都被成功所掩盖了。一个真正会办事的人,他的行事反而显得波澜不惊,平淡无奇,为人所忽视,因为那些可能的困难和问题在没有发展起来之前就被消解和处理了。
在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巧妙地用手段为目的开道,从齐国最为迫切的问题入手,进行改革,机巧地规避了来自贵族的阻力。
而且齐国的贵族力量并不十分强大,对国高两家进行适当的妥协,一半的压力也就消解了。管仲的内阁班组也是他分散和抵抗改革压力的最好帮手。
管仲层层推进的新政在步骤上也确保了他的可行性,如同小火炖牛肉一般一步步迈向更高的阶段,并且不断反作用以加强之前的步骤。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置信-明法-施惠-立威-建功-树德。
齐桓公拜相为管仲的政府开了个很好的头,取得了国内一致的信任和尊重。进而严明法纪,规范了所有人的思想行为。改革民政和土地,提高生产效率,受惠于全国。加强国家军队建设,使国君和政府能驾驭具有足够内外威慑力的武装力量。加强经济建设,把全国的蛋糕做得更大,自然就能赢得更多支持,压制更多反对了。最后,国民生活水平的整体提高又促进了大家对政府的信任和尊重……
这里的每一部都和置信-明法-施惠-立威-建功-树德的步骤意义对应。这正符合了一句通俗的治国之道:治大国如烹小鲜,强调温和而有工序。
在新政中,管仲可以说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最完美的结合,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前人所未曾取得过的成绩,将当时的治国术从权谋术数上升到了系统工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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