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2-01-12 10:58:05

　　四.管仲新政（下）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越来越多的领域和细节应该被照顾到。任何改革，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如果不能优化改革单位内部的整体利益，都是难以推行的。
　　四民分业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强国必先富民的政治思想家，之所以会有这样超越时代的见解，那是因为管仲的改革使国君和民众形成了一个力量和利益的共同体，所以要想加强国力，就要设法富民。
　　管仲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四民分业”制度。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口按士、农、工、商四个阶级进行划分。这种划分贯穿这个中国封建史。
　　其中士、工、商三个阶层主要生活在国都临淄，农则在郊野生活。并且把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乡。四个阶级的民众各自都划归所在的行政单位管理，而职业上则实行子承父业父子相袭的制度。
　　虽然这样的制度在我们今天看来不是一个因材施教，使社会潜能最大化的方法。但是考虑到当时只有贵族才可能享有教育权的时代背景，这样做已经是最大程度地实现专业化分工和集中化生产了。
　　这种根据个人生计来进行一种阶级划分的做法，打破了过去单纯的国人野人之分，形成了更加细致的经济和区域分割管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专业化程度和劳动效率，同时也确保了社会的安定，为基础国力的增强提供了微观层面的保障。
　　当然单一的劳作不会产生生产分工，只有生产发展到一定规模和复杂程度后才会出现分工的需要。这从一个侧面也体现出当时经济生产水平的提高，客观的条件为改革奠定了基础。
　　不过这其中或许又有着管仲借提高经济效率的名义来压缩贵族的利益空间，增强国君的集权统治的安排。
　　四民分业制度和耕战体系共同催生出了生产、生活作战一体的平民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生产技能和一定的组织形式，为战国时代墨家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完成了四民分业，接着就是对每一阶层的生产领域进行深入改革了。
日期：2012-01-12 13:17:51

　　土地改革
　　在土地改革方面，管仲采取的最主要措施是，就是按照土地的土壤质量来分等级，以此为征税依据。土地一共被分成上中下三个等级，根据其产量的多寡来征收相应的税赋。
　　城市
　　这样就能够针对不同的土壤性质来种植最为合适的作物，从而提高产量；科学化的等级分类确保了税收的公平，也保证的生产的稳定。
　　齐国位于山东丘陵东部，被山面海，地形和土壤多样，丘陵、河谷、平原、盐碱地一应俱全。“相地而衰征”就是在这样的地理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也标志着齐国对土地的经济开发进入了一个新的高丨潮丨。

　　“相地而衰征”打破了西周时代的井田制，土地不再分为公田和私田，而是形成了类似“包产到户”的分田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这里，管仲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名义又一次对宗法制度进行了改革，配合他“三国五鄙”和“四民分业”的民政制度，对齐国的人口、军制、产业和土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调整，也由此对齐国政治的权力格局做了巧妙的重组。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土地改革历来是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的重中之重。农业国家，经济是政治之本，农业是经济之本，土地是农业之本。土地制度的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点，经济改革又是政治改革的重点。
　　所以在中国，谁根本地掌控了土地，主导了土地政策，谁就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所以看看谁加强或减弱了对土地的控制，就知道谁是改革的受益者或受害者了。
　　周朝的井田制逐渐让位于了新的土地政策，很明显，政治的接力棒也到了该易主的时候了。

日期：2012-01-16 09:40:04

　　经邦济国
　　除了农业，在其他副业方面，管仲新政也做了一番调整。
　　齐国东部的东夷原住民生活在胶东地区，这里的土地多为滩涂或盐碱地，不利于农耕作业，但是却适合于东夷部族自古所从的事渔猎、饲养等多种产业。管仲因地制宜，根据当地的地方特点和生活习惯，积极推动这些农林副业，确保齐国农业经济的繁荣和多样化。
　　伴随着农业产量的提高，齐国的人口不断增加，农业税也逐渐下调。国民财富快速积聚，渐渐地工商业也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
　　商业的发展除了需要物质生产丰富的基础，还需要有适当的客观环境来促进。齐国虽然重视农业，但历来也有商业的传统。所以管仲就需要在制度上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说白了，要想进一步推进齐国的商业，最好的做法就是开展类似于今天的市场经济。鼓励更多的自由贸易，提供更多的交易集市。
　　管仲也正是这么做的。齐国在其主要城邑中建立多个贸易市场，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官方只在法律方面也保护经商，而不去介入自由贸易，颇有后世市场经济的作风。齐国不仅国内商业蒸蒸日上，而且也成为了当时周朝的商业中心。
　　管仲在这中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为了将齐国建成国际商业中心，吸引天下客商，管仲特地在齐国都城临淄设立了最早的官办Ji院。
　　管仲年轻时代也是一位云游天下的客商，他看来是非常了解客商们的需求的，以至于齐国的官办Ji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管仲也被后世封为娼妓行业的鼻祖，**的保护神。
　　有趣的是，在一个世纪之后的西方，古希腊伟大的改革家梭伦同管仲一样，经营起了国家Ji院，看来伟大的改革家都是务实而大胆的。
　　更有意思的是，管仲和梭伦这对同时期的东西方两大灿烂文明的焦点人物，有着高度一致的生活经历和执政生涯。
　　同样出身于没落的贵族，同样在年轻时一面经商，一面游历，同样又都成为了当时中国和希腊文化最发达的邦国的执政者、立法者和改革家。最后，他们的执政和改革同样都为各自的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
　　显然出身背景和生活经历在伟大人物的成就过程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英雄改变了时代，但是最终还是时代塑造了英雄。
　　有了自由贸易，管仲就能通过一只看不见的手来管理国家经济，增强国力。鼓励自由经济，客观上就能够更快地瓦解分封制对国民在经济方面的束缚，让劳动力和财富资源从世袭贵族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具有经济自由的市民生活是孕育道家的土壤。自由市场解放了人性，道家的人本主义哲学也应运而生。
　　除了看不见的那只手，管仲还有看得见的另一只手。自由市场经济都会有经济周期，古代也是一个道理。不过不同于今天源于资本投入产出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周期，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农业，而农业是靠天吃饭的行当，所以经济周期也是源于自然条件对农业的影响。
　　丰年收成好，国家就显得繁荣，但是局部领域也会出现经济过热的局面；相反，荒年欠收，国家经济就普遍萧条，而且粮食的不足还会造成国民危机。这种不可控的经济周期一直是以农立国中原国家的头等心腹之患。
　　管仲凭借之前的改革手段增强了政府的中央集权，这让国家能够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在丰年低价收购余粮，将其在荒年卖出。这样不仅熨平了经济周期，维持了国民经济的稳定和民众的生计，而且政府还在其中赚取差价，充实了财政。
　　管仲在经济上的一系列举措确保了民众的富裕，而民众的富裕又保证了国家的财政，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